郭璞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純，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中國晉代學者、文學家、訓詁[gǔ]學家、博物學家、術數家。

晉咸寧二年（276年），郭璞出生在河東郡聞喜（今山西聞喜縣）的一個下層官僚家庭，父親郭瑗早年系尚書都令史，后終官建平（今屬四川省）太守。郭璞自幼聰慧好學，長期在家鄉聞喜一帶活動，對古文字、算術歷法以及日月運行之學多有志趣。元康五年（295年）前后，時年大抵二十歲的郭璞，拜入客居河東的名士郭公門下修習占卜之術，并獲得郭公所贈占卜專書《青囊中書》九卷，繼而由此始精通五行、天文、占卜之術，史稱其卜算兇吉、“消災轉禍”的本領遠超他人，連京房、管輅[lù]都不如他。同時，這也為郭璞后來終生從事占卜，贏得東晉皇帝司馬睿及各方人士的青睞奠定了基礎。

西晉惠帝、懷帝之際，河東地區發生騷亂，匈奴族首領劉淵起兵反晉。聞喜離劉淵的大本營平陽（今山西臨汾）不遠，郭璞預感到家鄉將被戰亂波及，未保全家計，決定避難到東南去。約永嘉元年（307年），郭璞約集親友數十家，開始了南遷之路。這時，郭璞大約三十二歲。郭璞從家鄉聞喜出發，取道猗氏（治所在今山西猗氏南二十里），越南山（即中條山）之高嶺，抄焦丘（又作焦邱，在今山西省）之小道，攀王屋山（今山西陽城、垣曲間），經解池（即鹽池，在今山西運城縣境內）、河北（在今山西芮城縣），渡黃河，過陜城（今河南三門峽市），陟函谷（即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向東直奔洛陽。在從聞喜到洛陽的途中，郭璞寫下了《巫咸山賦》《鹽池賦》等作品。東抵洛陽后，郭璞寫下《流寓賦》，真實地記錄了自己從老家聞喜逃難到洛陽的沿途見聞，抒發了自己一腔憂國憂民的情懷。 在洛陽未逗留很久，郭璞又繼續向東南進發，幾經周折后過江達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在宣城太守殷祐幕下擔任參軍之職，并以占卜作卦得到殷祐的器重。爾后，殷祐遷任石頭都護，郭璞又跟隨他來到宣城郡石城（今安徽貴池）。不久，郭璞離開宣城東下，進抵今江蘇南部，定居于暨陽（今江蘇江陰）。當時晉元帝司馬睿尚以瑯琊王的身份鎮守建鄴（今江蘇南京），任丹陽太守的王導頗為賞識郭璞的才華，讓他擔任自己的參軍。王導的目的是想利用郭璞的占卜之術，他不但令郭璞為自己占卜，還讓郭璞多次為司馬睿占卜。王導的栽培和提攜使郭璞如躍龍津，為他后來入朝和升遷打開了大門。

建武元年（317年），司馬睿稱晉王，建立東晉，并于次年正式稱帝。郭璞先是寫下《江賦》，歌詠象征華夏文明的長江，維護東晉正統地位。爾后，又參加了晉元帝即位的祭天大典，并進獻《南郊賦》，得到晉元帝賞識，被任為著作佐郎。約太興四年（321年），郭璞升遷為尚書郎。入朝以后，郭璞曾多次上疏（如《省刑疏》《因天變上疏》等），針對朝政弊端提出諫議和匡正措施，請求省刑減賦、實行大赦、驅逐奸人等。他的部分建議被晉元帝采納，如實施大赦和改年號等。在朝期間，郭璞與溫嶠、庾亮、干寶等都有較深的友誼，也頗為當時的太子司馬紹（晉明帝）所賞識。但因他出身低微，性情簡易，舉止不重威儀，且又往往嗜酒好色，故而始終不得重用。

永昌元年（322年），郭璞因母親去世而辭官丁憂，但未及期滿便被權臣王敦看中，招攬他出任記室參軍；其時郭璞深知王敦驕橫暴虐，且又掌控朝政，故而“不敢辭”，只得勉強赴任。太寧二年（324年），王敦意欲二次舉兵謀反之際，擁戴晉明帝司馬紹的朝臣溫嶠、庾亮覺知王敦陰謀后，即令郭璞占卜討伐王敦的成敗，但未能得到正面答復；嗣后二人復又請占卜個人運勢，郭璞出于對其討伐行動的鼓勵，遂直言答稱“大吉”。爾后，王敦即將舉兵反晉之際，也召郭璞令其占卜戰事成敗。屆時因王敦本就懷疑郭璞勸說溫、庾二人興師討伐自己，此間又聞郭璞卜其起兵“無成”，不久便會引禍及身而亡的言論，不由地愈加惱怒起來，隨即命人將郭璞收監，后被押赴南岡處死，卒年四十九歲。王敦之亂平息后，東晉朝廷追封其為弘農太守；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年），因算學成就而又被追封聞喜伯；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復又追謚郭璞靈應侯。

郭璞一生勤于筆耕、著述頗豐，其代表作主要有《毛詩拾遺》一卷、《爾雅》注五卷、《爾雅音》八卷、《爾雅圖》十卷（早佚）、《方言》注十三卷、《三蒼》注三卷、《穆天子傳》注六卷、《山海經》注二十三卷、《水經》注三卷、《山海經圖贊》注二卷、《周易新林》四卷、《周易新林》九卷、《易洞林》三卷、《易八卦命錄斗內圖》一卷、《易斗圖》一卷、《楚辭》注三卷、《晉弘農太守郭璞集》十七卷、《雜賦注本》三卷、《子虛上林賦》注一卷等數十種。現今傳世的亦有詩歌三十一首、詞賦十篇、文章數十篇；傳世注書中頗具影響的也有《爾雅》注、《方言》注、《山海經》注、《穆天子傳》注等數種古籍注本。

郭璞所作《爾雅音圖》收錄的釋宮圖

《晉弘農太守郭璞集》十七卷，較早見于《隋書·經籍志》，至明代便已散佚不傳；而后明人張溥編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時，又重新將郭璞的著述輯佚成《郭弘農集》兩卷。現代學者聶恩彥則在張氏《郭弘農集》的基礎上，又參照其他的版本、輯本、類書和有關著作，對每一篇作品都作了較為詳細的校注，撰成了《郭弘農集校注》一書，該書系迄今唯一的《郭弘農集》單行注本。《爾雅注》為郭璞所著訓詁學名作，共五卷，是現存最早的漢、晉《爾雅》古注，也是最具影響的注本，被譽為漢、魏以來《爾雅》注釋的集大成者。該書版本繁多，有元雪窗書院刊本、明景泰馬諒刊本、故宮博物院影印宋監本等十余種版本，其中以阮元的 《十三經注疏》本、《四部叢刊》 本較為常見。郭璞在《爾雅》注序文自敘，他認為漢、魏以來的《爾雅》舊注不夠完善，便對前代諸家注釋詳加考證，并參考晉時方言俗語，對《爾雅》作了新的注解。郭璞以當時通行的方言名稱，解釋了古老的動植物名稱，并為它注音、作圖，使《爾雅》成為后世研究本草的重要參考書。郭璞開創的動植物圖示分類法，也為唐代以后的諸多大型本草著作沿用。

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明刻本郭璞《爾雅注》書影

《方言注》也是郭璞所作訓詁學著述，系現存最早的《方言》（揚雄）一書的注本。全書共十三卷，成書時間不詳。郭璞注釋《方言》的方法是隨文而注，注釋內容有注音、解釋語義、說明聲轉、證以方俗通語、引證古文、說明異體字或通假字、解釋地名等。《方言》能對后世的方言俗語研究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方言注》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同時，郭璞所作注釋又反映了晉代語言的情況，為后世研究當時的語言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料。是書版本繁多，以南宋慶元六年潯陽太守李孟傳刻本最古，明代刻本皆是翻刻的李本。清代戴震又據《永樂大典》錄出之本與明本對校，亦稱善本。《四庫全書》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皆為戴校本。另有盧文弨校本、錢繹校本等。現在通行的較重要的《方言》郭注本子，有清戴震《方言疏證》、錢繹《方言箋疏》，以及今人周祖謨的《方言校箋》。《山海經注》是郭璞全面注釋《山海經》之作，也是現存最早的《山海經》注本。全書共十八卷（一作二十三卷），凡五萬余字，其中經文三萬零八百二十五字，注文二萬零三百八十三字。郭璞的《山海經注》對《山海經》篇目進行了整理，收入《荒經》以下五篇，使得《山海經》文本最終成型。同時，是書廣泛征引典籍記載，博采晉代民間傳說，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話傳說及古籍資料，成為后世注釋《山海經》最早、最權威的藍本，并入選明修《正統道藏》之道教經典。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明刊本郭璞注《山海經》書影

《穆天子傳注》是郭璞對《穆天子傳》的注本，共六卷。《穆天子傳》是西晉太康初年汲郡盜發戰國魏襄王墓所得的竹書之一，最初由荀勖、束皙等人奉命對《穆天子傳》進行整理。后來，郭璞在荀勖[xù]整理本的基礎上，首次對《穆天子傳》作注。郭璞注本有注音、釋詞、地理考證等等，凡有缺字之處，無論字數多少，均用“□”作為標識，是后世校注《穆天子傳》的祖本。

今存《游仙詩》十四首是郭璞文學成就的突出代表，詩中多寫求仙者隱居深山的情趣以及得道升天的愿望，歌詠高蹈遺世、蔑視榮華富貴的懷抱。因此，詩題雖作“游仙”，但實則是繼承了《詩》《騷》的比興寄托傳統，借游仙表現自己對時代、社會、人生的體驗，抒寫自己的人生苦悶與對社會現實的憤懣不滿，旨趣大抵與屈原《遠游》、阮籍《詠懷詩》相趨同，只不過是玄想的成分略多一些。此外，這些《游仙詩》在詩語、詩情和詩境上獨拔時流，跳出了玄言詩的窠[kē]臼，無論是寫隱逸還是寫神仙，都無枯燥的說理，而是生動地描繪了大自然的奇麗景色，意境瑰麗優美，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江賦》是郭璞文學成就的又一突出代表，全文見于《文選》第二十一卷，是郭璞到南方后不久所作。這篇賦以長江為主線，由山及水，由古及今，在歷史與時空交錯中多角度地描繪了長江的氣勢磅礴、雄渾壯闊。在描繪實景之美時，郭璞還在《江賦》中塑造了一系列水神的形象，為文字增添了浪漫的神話色彩。錢鍾書在《管錐編》中評價此文：“郭璞《江賦》，按刻畫物色，余最取‘如晨霞孤征’四字，以為可以適獨坐而不徒驚四筵也。”但因郭璞在寫作此賦時，應用的古字和僻典比較多，也往往被后世認為有行文艱澀之失。郭璞同時還作有《流寓賦》《南郊賦》《客傲》等多篇辭賦，其或是描寫山水景色，或是寫“八王之亂”的動蕩情景，抑或是詠物、解嘲、寫郊祭，內容深廣，藝術性亦強，故而南朝梁人劉勰[xié]評其賦稱“景純綺巧，縟[rù]理有余”，繼而得以位居《文心雕龍》“魏晉之賦首”八家之一。

郭璞著作一覽表

郭璞擅長文學創作，所作詩、賦、誄、頌數萬言，成就相當可觀，史稱其“詞賦為中興之冠”，其間又尤以《江賦》《游仙詩》稱名。就詩歌而言，在兩晉清談成風的時代，郭璞承繼了尚在興發中的玄言詩風，既吸納有建安、正始諸家的創作思想，又將老莊義理和神仙家糅合起來引入其中，通過假以山水風物的繁復意象和體物入微的細膩筆觸，寄個人憂患時世的豐富情感于諸般游仙隱逸之中，一改既往玄言詩單單言哲釋道的出世特點，首開以仙比俗、詠物抒懷的游仙詩新風；而后其托物詠懷的詩法又經東晉詩人謝混進一步弘發，最終在推動玄言詩向山水詩衍變的過程中發揮了承前啟后的歷史性作用，郭璞也由此始得“游仙詩作的集大成者”“企圖改變玄言詩體的先行者”等稱評，載譽千年。近現代學者朱自清也曾發論稱評：“后世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創始人。”與此同時，郭璞在宗法前人創作藝術的基礎上，于詩歌的辭章推衍、意境的幻化塑造亦是多有貢獻，其行詩構思奇詭精巧而又兼遣詞造句精圓的風格，寫景狀物往往意境超脫和設想新奇的言詩筆法，對后世的詩歌創作和發展產生有諸多影響，譬如南朝詩人謝靈運、謝惠連、謝朓和唐代詩人李白、杜甫等均曾取法于此，而郭璞所作“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的詩句，更是對李白仙境詩的創作產生了較為直接的影響。就辭賦而言，郭璞的傳世作品現今尚存十一篇，多以《江賦》《客傲》而為世人所稱道。其間郭璞在從漢代辭賦中汲取營養的同時，又融入了個人構思奇巧、設想新奇而又體物入微的創作元素，集詠物抒情于一體，繼而形成了自身的獨特藝術風貌，與魏晉以后的詠物辭賦以及漢大賦皆有不同，繼而代表了魏晉以下辭賦文章創作的一股新風尚。

郭璞在訓詁學同樣頗具造詣，他曾耗費數十年注釋《爾雅》《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及《楚辭》等古籍，對后代影響極大，是中國古代名氣頗大的訓詁學家，其注本也成為后世研究相關典籍的重要參考。其中，郭璞所作《爾雅注》《方言注》所透漏出的語言學觀點和方法皆有超越時人的地方，且它們又和《山海經注》等作品一道作為現存最早的相關典籍注本，既保存了大量的散佚文獻古注，又便利了后人對相關典籍的理解，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在訓詁上，郭璞繼承并發揚了漢代的樸學傳統，同時吸取漢魏訓詁著作的研究成果，于訓詁條例、訓詁方法及訓詁思想等方面多有發明。他運用復音詞作注，體現了漢語雙音節化的發展趨勢；組次連讀釋義有效地溝通了釋詞和被釋詞之間的隔閡；利用今語為古語作釋，為后代保留了大量寶貴的語言資料；對音轉現象的闡釋開啟了后代學者因聲求義的先河，又發明“反訓”“轉訓”等釋義體例，繼而為中國訓詁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郭璞作為中國神話學研究的鼻祖，不僅撰有薈萃眾多博物數術與神話傳說內容的志怪小說集《玄中記》一卷，開創了譬如《聊齋志異·竹青》一般人鳥結合神話故事的創作先河，又記男子藏羽毛得妻的故事情節也常被后世民間故事所采納，概述狐妖“變美女以惑男，變丈夫以誘女”的特性亦被明人羅貫中引入《平妖傳》；而且他還是中國史上真正探知《山海經》和《穆天子傳》價值的第一人，其間郭璞基于對古代神話的既有研究，從哲學視角出發既論證了浪漫主義的合理性，又闡發了上述兩部上古奇書所記全部神話故事的真實性，使得其在中國古代美學史上同樣具有一定地位。

郭璞生前還曾涉獵易學、術數學、堪輿學等學科門類，同樣頗具造詣。郭璞治易早年師從河東名士郭公，得其真傳而又悟得《青囊中書》精要，繼而在繼承前人孟喜、焦延壽、京房等易象數說的基礎上，廣為吸收前人管輅[lù]治易重術數的創新理念，融會傳統易象數說和費直的義理易學、董仲舒陰陽災異學說、道教的術數學說于一體，最終將日趨式微的易象數學推衍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玉函山房輯佚書》收錄的郭璞著述《易洞林》書影

魏晉時期，郭璞即以應用易象為主行占卜而聞名，在取象運數、據象成辭和陰陽災異等領域多有創舉；他在承繼管輅[lù]所發種種術數之法的基礎上，又發明了如現行八卦中“兌為虎”等的新物象，進一步豐富了易象數學的諸多內涵，繼而為易象數學的傳播與發展拓展了空間，由此后世遂有“管郭（輅）之術”一稱。譬如在解卦過程中，郭璞即曾將卦象闡釋與京房六爻[yáo]納甲和升降爻的一些路數綜合施用，使之顯得愈加靈活與靈驗；而在著述《易洞林》時，他又借“青龍、朱雀、勾陳、騰蛇、白虎、玄武”六神及太歲諸煞神、時日旺相等予以推演，又得后世“靈驗無比”的稱道。與此同時，郭璞治易還接納了道家如符篆、祈禳[ráng]、堪輿等的諸般法術，吸收了好友干寶所發頗具神學志怪色彩的易學思想，繼而為其既重義理又重象數的易學思想形成和推動革新易占方法、完善易占辭以適應現實需要發揮了重要作用。郭璞的易學成就同時也反映在著書立說上，他不僅集各家之學撰成《易洞林》《易斗圖》《周易新林》《易八卦命錄斗內圖》等一系列易學著述，且在注釋《爾雅》《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古籍時，又多次巧妙征引古易《歸藏》原文予以作注，疏通其文意，豐富其內涵，在較大程度上提高了這三種書的學術價值，亦使得后世得以籍此窺知《歸藏》（亡佚）的些許原貌；而其假托易占而勸勉帝王寬以刑罰的種種舉措，也多被當世掌權者所接納，相關事跡后被收入《晉書》本傳，位列正史。相傳，郭璞在堪輿學（風水學）領域同樣成就突出，創作了系統性描述堪輿學說理論的著述《葬經》一卷，其中不僅對風水及其重要性作出了論述，同時內中也涉及了諸多相地術法的闡釋與介紹，進而為后世堪輿學說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郭璞也因此常被后人稱譽為堪輿學的開山鼻祖。

相傳，東晉溫州修筑郡城時，正值郭璞正客寓溫州，因而溫州城的選址有幸得到了他的指點。晉明帝太寧元年（公元323年），析臨海郡溫嶠嶺（今浙江溫嶺縣境內）以南置永嘉郡，郡治原擬設在甌江北岸永嘉縣羅浮一帶。但郭璞取了土壤稱量后，發現該處土壤質地太輕。于是他渡過甌江，登上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峰（即今郭公山）。從那里，他看到了幾座山峰交錯矗立，形狀就像北斗七星，而華蓋山則像一把鎖，封鎖住了北斗的口部。于是，郭璞便對當地父老說：“如果我們在山外環繞著山建城，那么這座城市將會迅速繁榮起來，但不可避免地會遭受戰爭、水災和火災。但如果我們在山上建城，那么敵人就無法入侵，我們可以長久地保持安寧。”于是，溫州城便跨山而建，得名“斗城”。

乾隆《浙江通志》所錄舊時溫州府圖

《葬書》是中國古代堪輿學方面的重要著作，最早著錄于《宋史·藝文志》，舊本題為郭璞所作。該書提出的“葬者，乘生氣也。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成了后世“風水”學說之所本。但是關于該書是否真的是郭璞所作，歷來聚訟紛紜。《四庫全書總目》中便對《葬書》題名郭璞表示質疑，稱“葬地之說，莫知所自來”。之后如丁芮樸、余嘉錫等人亦提出異議，如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認為《晉書·郭璞傳》及隋唐經籍志中均未提及該書，該書當非郭璞所作。今人圍繞這一問題也多有論述，未有定論。如學者余格格從文獻學及相地術內在發展理路入手，論證《葬書》是宋代南方人士托名郭璞所作的偽書，其成書上限不早于北宋《地理新書》成書之時，下限不晚于南宋紹興年間。學者袁津琥從文獻、音韻考察，指出“《葬書》的最后寫定的年代當在晚唐末年或北宋初年”。而學者連鎮標等則認為，該書很可能是郭璞向弟子口述整理而成的，開始秘不外傳，因而不為人所知 ，也未見著錄。

晉人王隱本《晉書》稱評郭璞：“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南朝梁人劉勰[xié]譽稱“景純（字）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云”“挺拔而為俊矣”。南朝梁人鐘嶸也稱評郭璞游仙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但單純就游仙詩體而言，郭璞“詞多慷慨，乖遠玄宗，乃是坎壈[lǎn]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與佛家的宗教信仰和思想體系不甚相合。唐修《晉書》立郭璞傳道稱：“景純篤志綈緗[xiāng]，洽聞強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于西朝，振辭鋒于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于前圖，軼梓窀[zhūn]于遐篆。而宦微于世，禮薄于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慚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宋人邢昺[bǐng]作《爾雅注疏序》頌揚郭璞注書成就稱：“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凡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為稱首。”明人張溥則稱譽郭璞：“烈士殉義，雖死可生，亂臣賊子不能殺也。”明人王世貞品評郭璞詩歌成就稱：“其與左思、劉琨堪稱晉詩三杰。”清人吳汝綸亦為郭璞鳴不平道：“郭景純文學，在晉為有數人物，風烈尤著，而晉書多載卜筮、小數不經之事，使后世疑為方術之士，此史氏之失。”清人李慈銘推崇郭璞稱：“就中論之，晉世第一流者，蓋二十人盡之矣”，郭璞之博奧當居其列。近代文史學家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展史》一書稱評郭璞：“學問淵博，文彩斐然，無論辭斌詩章，俱為一時名手。”現代史家范文瀾著《中國通史》也曾發論品評稱：“晉人左思《三都賦》、張華《博物志》都是聞見甚廣，取材宏富。不過《三都賦》限于文體，《博物志》多載怪異，總不及郭璞《爾雅注》的廣博而切實……郭璞學術屬于古文經學派，但也兼今文讖緯之學。《晉書·郭璞傳》把他描寫成一個術士，是夸大了他讖[chèn]緯之學的一面。”現代學者戴建業則其文學成就評稱：“永嘉南渡以后郭璞是東晉第一位重要詩人，他不僅是西晉和東晉之間一位過渡性的詩人，也是這時期一位成就最高的詩人，‘中興之冠’的盛譽當之無愧。”

史有南朝文人江淹（444年-505年），人稱江郎，年輕時頗具才氣，寫得一手好文章，多受時人稱頌；傳稱，一日江淹在冶山（今南京朝天宮）歇息時，偶然夢見晉人郭璞近身向其索要五色彩筆，江淹聞言便從懷中取出一支五色彩筆還予郭璞；嗣后，江淹及至夢醒即已才思枯竭，再也寫不出任何的名篇佳作了；此典早期見于南朝鐘嶸所輯《詩品》一書，后世常籍此喻稱人的才思減退、大不如前。

南朝鐘嶸所輯《詩品·齊光祿江淹》

相傳，揚州別駕從事史顧球的姐姐，從十幾歲時便一直抱病，是時已經年屆五十多歲，遂請郭璞為其占卜病因，結果卜得大過之卦，卦名含義俱不佳；據卦象知悉，顧家祖墳早年有一棵楊樹，后因枯死而被顧家先人砍去，伐樹之際又恰逢遇一大蛇，繼而也被一并斬殺殆盡，繼而也由此驚動了游魂，使得龍車顯現過其家而遠遁，顧球的姐姐便因此而病倒了。嗣后，顧球尋訪其先人事跡，卦象果然得驗，一如郭璞所占。

一次郭璞南去，中途前往廬江太守胡孟康家中做客時，偶然看上了他的一位女仆，但又礙于情面不便直言索要，于是郭璞便暗中心生一計，悄悄施法在胡孟康府邸四周撒下三斗紅小豆。第二天清晨，胡孟康起床后便覺得似乎有數以千計的紅衣人圍住了自己的宅院，甚感厭惡，遂請郭璞為其占卜；郭璞見其中計，便趁勢應稱：此番景象皆因你身邊的一位女仆而起，只要你在城東南二十里的集市上把她賣掉，便可除卻此患，切記不要討價。嗣后，胡孟康按囑很快便將那位女仆賣到了指定地點，而買主則恰恰正是郭璞暗中預先安排好的。

相傳，郭璞南遷途中，曾投奔將軍趙固，正碰上趙固的一匹良馬死了，趙固心里難過，不想接見賓客。郭璞到后，門吏不替他通報。郭璞便說：“我能讓馬活。”門吏趕快進去報告趙固。趙固快步出來問答：“你能救活我的馬嗎？”郭璞說：“挑二三十個健壯漢子，每人都帶著長竹竿，往東走三十里，遇到山林里的土地廟，就用竹竿拍打，應該會有一個怪物出來，趕快抓回來，馬就能活。”趙固照他的話去做，果然抓到一個象猴子的怪物，帶回來。這個怪物看見死馬，就對著馬鼻子吐氣吸氣。不久，馬就站了起來，奔跑嘶叫，飲食如常，也不再看到先前的那只怪物。趙固很賞識郭璞，給了他很豐厚的資財給養。

郭璞墩，又稱“郭璞仙墩”“郭仙墩”，位于江蘇省南京市玄武湖公園中的環洲島西端，系由明嘉靖帝朱厚熜下令修建，矗立在玄武湖的地勢最高處，乃為一隆起的小山，也即郭璞的衣冠冢。郭璞墩上建有郭璞塑像、郭璞紀念亭、郭璞紀念館等紀念設施。山上亦曾有淞滬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山腳下有拱形角鐵門，門上書“浩氣長存”額。1992年入選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江蘇南京玄武湖公園中的郭璞墩一景

宜昌天然塔地處湖北省宜昌城東南15公里處的長江北岸，相傳早年系晉代僑居夷陵（今宜昌）的郭璞主持修建，后經歷史滄桑而敗落；首次議修始于明末，后因戰亂而作罷；二次議修始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其間又經幾易其人，直至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方才最終完成重建，即為今貌。該塔系由磚石建構，塔身整體高45米，八棱七層，塔底刻八大金剛托塔，塔門橫題“天然塔”，頂飾銅寶瓶，四面掛鈴。現為宜昌市區唯一保存較完好的清代建筑物，1992年入選湖北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湖北宜昌天然塔

郭璞山位于江西省鄱陽縣、景德鎮市昌江區、樂平市三地交界處，海拔478米。相傳郭璞當年郭璞隱居于此，在山的半山腰密林下至今仍有一青石壘砌的石屋遺跡。此山因此而得名，流傳至今。

郭公山位于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西北隅。相傳溫州建城之初，郭璞剛好游歷溫州，他登臨西廓山，建議跨山筑城。溫州人為紀念郭璞，便將西廓山改為郭公山，并在山下建郭公祠。郭公山面積7.5公頃，海拔17.2米。西麓金沙嶺腳直達甌江邊沿，山腳有白蓮塘等古跡，此外在郭公山臨江處還建有富覽亭；2008年元月，溫州市政府還在郭公山南邊的小廣場上樹立一座郭璞雕塑，該雕塑重約15噸、高4米，基座約8噸、高1.3米。

郭公山郭璞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