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

《國語》又名《左氏外傳》或《春秋外傳》，相傳為春秋時期左丘明所編纂[zuǎn]的一部按國別記載貴族王侯士大夫言論的史料匯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國別體史編。

《國語》以國為別，以語料的形式記載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紀事，故稱為“國語”。西漢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這是首次將國語和左丘明并提，在《漢書·藝文志》中也提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在漢魏學者看來，該書是左丘明在為《春秋》作傳后，依據《左傳》剩余材料，重新編輯的史書，故而《國語》又被稱為《春秋外傳》或《左氏外傳》。

關于《國語》的成書自古以來就有較大爭議，傳統上《國語》被認為是在《春秋》中與《左傳》內外相對的，如宋庠在《國語補音》中提到的：“凡事詳于內者略于外,備于外者簡于內”，兩本史書有著各自的分工。而在現代基于新的史料問世，對于《左傳》和《國語》成書則有“上下源流”和“同源分流”之說，前者是指《國語》出自左傳剩余文字，后者指《國語》和《左傳》均出自《春秋》史料，為內外傳。《國語》全書共21卷，分別記載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上至周穆王西征犬戎，下至智伯被滅。各國史事寫作風格不同，非出自一人之手，有現代學者判斷應屬歷史文獻匯編，至西漢劉向考校才定型。

《國語》的作者久有爭議，當前學術界普遍有兩種觀點，一是《國語》的作者是左丘明，另一觀點則是《國語》的作者并非左丘明。1.《國語》作者是左丘明這一看法較為傳統，最早可追溯到西漢太史公司馬遷的言論，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撰《史通》中有：“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于魯悼公，別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左丘明，春秋末期重要的史學家、散文家、思想家，魯國人，生卒年不詳，據傳與孔子生年相仿，兩人關系密切。為了著述歷史，左丘明曾與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閱檔案。對此，《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回魯后孔子便寫成了文字簡煉的《春秋》，而左丘明則為之作傳《左傳》。兩者一經一傳，共為內外。而左丘明到了晚年，雙目失明，不能正常工作，于是告老還鄉，在家鄉利用閑暇時間，根據《左傳》剩余材料編纂了《國語》來警示后人。2.《國語》并非是左丘明所著的看法則是自晉代產生的觀點，晉代思想家傅玄認為《國語》并不是左丘明所作，論據是兩本書中談論同一件事情時，一定是《左傳》中的描述更加真實，既然言論相悖，就不可以歸為一人筆下。唐代柳宗元也評論說：“《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于左氏。”后世趙匡、啖助、陸淳、陳振孫等也因《國語》與《左傳》體例不一、敘事相乖的原因而持有觀點，這一派學者的普遍觀點是《國語》并非一人所著，而因其各卷文風迥異，當源自于各國史官的歷史資料經由后人整編而成。

《國語》和《左傳》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思想觀點上都有著密切聯系。自周平王東遷之后，王室衰微導致禮樂崩壞，諸侯借機相繼問鼎稱霸，威脅社會安定和周朝統治。孔子有鑒于此，而作《春秋》，目的在于”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即通過論述歷史事件來辨明王道，分定善惡是非，而左丘明作為為《春秋》作傳之人自然也抱有和孔子類似的觀點，作者奉循“尊周宗魯”的態度，《漢書·藝文志》記載孔子和左丘明在魯國一同閱覽歷史文獻，然后“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這里的禮樂指的即是魯國所傳承的周禮，故而可知《國語》和《左傳》都是用來警示后人，恢復周禮。而在對于《國語》作者是左丘明持否定態度的一派的觀點里，《國語》的成書時代多斷定是在春秋末期到戰國，有學者認為《國語》是《左傳》的史料來源，也有人認為《國語》和《左傳》互為《春秋》的外、內傳。對于具體確切的成書時代斷定學術界莫衷一是，還需要史實考辨以及新的史料出土才能進一步判定。

《國語》全書共分為二十一卷，記載了西周中期至春秋戰國之交這段歷史時間中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一些史實。包括各貴族間朝聘、宴會、諷諫、辯論、應對之辭，一些歷史事件及傳說故事。其中“語”本義為交談，在貴族君子們對歷史事件、傳說加以評述，記錄他們于乞言（請求）、合語（合于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的言辭）中的善言以及評述的文獻便成為了“語”書。《國語》便是現存最具代表性的“語”書，存錄了八國“語”料，其中《周語》三卷，重點敘述大臣如何規勸君主和謀劃政治得失的言論和行事。《魯語》二卷，則記載魯國上層社會一些歷史人物的言行，強調有關德義禮信方面的內容。《齊語》一卷，主要記載了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所采取的內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導思想。《晉語》九卷，勾勒出晉國由強變弱的變化過程。《鄭語》一卷，記載鄭桓公和周太史伯分析天下局勢，規劃立國一事。《楚語》二卷，主要記載靈王至昭王這一時間內楚國的內外局勢、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等多個方面，圍繞崇德、守禮、誠祀方面展開。《吳語》一卷、《越語》二卷記春秋末期吳越爭霸和越國謀臣范蠡的持盈、定傾、節事三大治國方略的實施。

《國語》一書自成書以來至北宋為之作注者甚多，北宋的宋庠《國語補音敘錄》中記載有西漢有鄭眾、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為《國語》作注，“唐宋以來，各家之注多亡佚，惟韋昭《國語解》存于世。”，宋庠[xiáng]曾整理《國語》以及韋昭《國語解》，并著作《國語補音》三卷。此外還有后漢楊終撰有《改定春秋外傳章句》、三國孫炎撰有《國語注》、北魏劉芳《國語音》一卷，以及后世早已散軼不傳的漢晉之間的舊注文章。韋昭《國語解》為現存于世最早的《國語》注本，前人的注釋工作為韋昭的注釋工作提供了大量幫助，韋昭《國語解序》中記載了漢章帝時期鄭眾訓注以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相繼進行的添補修正工作后世《國語補音》三卷的作者宋庠也寫到：“然觀韋氏所敘以鄭眾、賈逵、虞翻、唐固為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名學。”可以看出韋昭《國語解》的注釋吸收了前代學者的看法，是集大成之作，由于韋注的詳實全面，其他各家版本的注本也就相繼散佚。明代鄭維岳《新鍥鄭孩如先生精選國語旁訓便讀》二卷，除《鄭語》外精選七國語98條，對文中主要字詞進行旁訓注釋。閔齊伋撰《國語裁注》，變二十一卷為九卷，其中《晉語》以懷公為界分兩卷，其余各國各一卷，注釋不出韋昭《國語解》之外，重點引柳宗元等人評語以幫助理解。清代《四庫全書》，《國語》被分入“雜史類”，所以為其校注者也逐漸增加，相關文本也較多。洪亮吉《國語韋昭注疏》十六卷，汪中《國語校文》一卷，姚鼐《國語補注》一卷，孔廣栻輯《國語解訂偽》稿本一冊。黃丕烈《國語札記》一卷，劉臺拱《國語引校》一卷，黃模《國語補韋》四卷，汪遠孫撰《國語三君3注輯存》四卷、《國語明道本考異》四卷、《國語發正》二十一卷，合稱《國語校注本三種》。陳豫《國語翼解》六卷，王引之《經義述聞》和俞樾《群經平議》中也有《國語》的校注。這些多是僅摘列《國語》及韋注有關的文句加以校勘詮釋的形式。董增齡《國語正義》二十一卷則是補注性質的，刊《國語》全文及韋注另加附注。此外清代還大興輯佚之風，汪遠孫《國語三君注輯存》是輯佚性質的書。汪氏據諸多傳注以及唐宋類書采抵，輯賈逵、虞翻、唐固、孔晁等人之注，得四卷。清人王謨《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三冊）輯得賈逵《國語注》一卷。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補遺·經編春秋部》輯有賈逵《國語解詁[gǔ]》二卷，鄭眾《國語章句》一卷，唐固《春秋外傳國語唐氏注》一卷，虞翻《春秋外傳國語虞氏注》一卷，孔晁《春秋外傳國語孔氏注》一節。黃奭《漢學堂叢書·子史鉤沉·史部雜史類》及《黃氏逸書考·子史鉤沉》輯有賈逵《國語注》一卷，鄭眾《國語解詁》一卷，王肅《國語章句》一卷，唐固《國語注》一卷，虞翻《國語注》一卷，孔晁《國語注》一節（條)。勞格《月河精舍從鈔·讀書雜識》卷六輯錄賈逵《國語注》一卷。王仁俊《經籍佚文》據《路史·前紀》卷三鉅靈氏注引佚文一節（條)，輯得《國語佚文》一卷，又《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經編春秋部》輯得賈逵、虞翻《國語注》各一卷。蔣曰豫《蔣侑[yòu]石遺書·滂喜齋學錄》也輯得賈逵《國語賈景伯注》一卷。《國語舊音》是存世最早的韋昭注本音義，作者佚名，留于《國語補音》之中，所以稱為《舊音》。該書于隋唐經籍藝文志中均未見錄，只在《魏書·劉芳傳》中記有劉撰《國語音》一卷，此人擅長音訓。宋庠在《國語補音敘錄》中則斷定其為唐人所著，清人又引據反駁，蓋不能從一。又有學者通過音韻考察《舊音》中語音特征，反映的語音歷史層次來看，《舊音》成書時間約在盛唐之前。

北宋前期《國語》出現了刻本，學界稱之為明道本和公序本。明道本，全稱天圣明道本，該本初刻于天圣七年（1029），重刊于明道二年（1033）。元初蘇應龍纂輯類書《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其中收錄的《國語》三十篇經對比應出自明道本，后該本焚于絳云樓大火，明代錢士興有影鈔，該影鈔本附有何焯題跋，從內容可知，該本在1702年流入何焯手中，后轉入毛氏汲古閣，現存于日本，傳播線索清晰。明道本另有陸貽典校宋本、惠棟校宋本、黃丕烈校宋本等校本存世。陳樹華(1730-180)《春秋外傳國語考正》《四庫全書薈要》皆曾據所見明道本校公序本。清嘉慶五年(1800)，黃丕烈據校宋本重雕明道本,成為清中葉以來《國語》的主流刻本,后世注本多祖黃刊明道本，而此本對海外《國語》研究也有著重大影響，多國注本也大多以黃刊明道本為工作底本，如鈴木隆一《國語索引》（1934）、鮑吾剛《國語索引》（1973）等。內容上明道本喜用常見字、熟字、本字、后起字、俗字。公序本在宋庠《國語補音·敘錄》中記載他在宋仁宗天圣初年從同年考生手中借到這本書，之后從自己私藏以及官方藏書中取來十五六本書來進行校對，這本書中雖然有一些錯誤，但大體上還算完整精良，沈仲濤所捐贈《國語補音》有“治平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書札子一道”“《國語》并《補音》共一十三冊，宜令國子監開板印造。”可知宋庠書成后，約在1064年2月前后于國子監付梓。宋元遞修本：在目前所見公序本系統中，以宋刻宋元遞修本最早，該本有《國語》二十一卷、《國語補音》三卷，現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影入各類叢刊。此書據推為南宋初期杭州地區刻本，疑似為南宋監本，歷史年代接近，更能展現公序本原貌。元代，南監本歸入西湖書院，可見于《西湖書院重整書目》，明后又轉存南京國子監，冊首皆印有“東宮書府”。明刊弘治本、許宗魯本、金李本均在南監本的基礎上校刊而成。目前所見諸版本中，金李本與宋元遞修本最為精良。內容上公序本常用古字、生僻字，借字、初文、正字。整體來看公序本更佳，而明道本由于改字原因多有前后不一致的情況出現。

大連大達書社《白話譯解國語》（1935年5月），朱太忙序，葉麟注釋，三十二開本，正文127頁。世界書局印行《廣注語譯國語精華》秦同培注釋、宋晶如增訂，新版于1943年11月出版，三十二開本，正文共19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國語選》，傅庚生先生選注。巴蜀書社《國語選譯》，高振鐸、劉乾先譯注。

上海古籍初版社《國語》點校本，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吉林文史出版社《國語譯注》，薛安勤、王連生。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國語譯注》，汪濟民等。暨南大學出版社《國語譯注辨析》，董立章。上海古籍出版社《國語譯注》，鄔國義、胡果文等。岳麓書社《白話國語》，李維琦。貴州人民出版社《國語全譯》，黃永堂。江西高校出版社《譯注國語》，秦峰。三秦出版社《白話國語》，趙望秦、張艷云等。復旦大學出版社《國語直解》，來可泓。齊魯書社《國語》，鮑思陶點校。河南大學出版社《國語簡注通說》，曹建國等。

《國語》的編纂者雖無定論，但其時代認定仍歸于周，白壽彝先生認為《國語》的編纂次序是有著整體上的考量，《周語》在首，周公之后的魯在次，有匡扶之功的齊再次，這一順序表現了《國語》奉循尊周重禮的思想。而《國語》雖然錄有晉語九卷，但在《晉語四》中提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可以見得編纂者已知晉亡，故而其思想傾向并非是晉國，而《鄭語》一卷借史伯之口言楚國歷代之功，斷言楚國之“必興”，將《鄭語》置于《楚語》之前，以此來宣告楚國的興起，且《晉語》以智伯被滅作為結束，《楚語》卻止于變亂平息，昭惠復興，兩者對比也可以看出編纂者重楚的政治傾向。

《國語》作為一部語書，記言是其特色之一，而該書作為史書，記事又是其根本性質，在歷史敘述上《國語》的作者通過歷史編纂恰當地把記言和記事緊密地結合了起來。如在《晉語》中重耳與子犯的對話，“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表現出重耳貪慕享受，和手下謀臣的忠心。《國語》還繼承了西周以來的鑒戒史觀，通過評述歷史上事跡的成敗善惡來做到規諫和教育的目的，使得執政者能更好地治理國家，這樣的歷史觀念也體現在書中的篇章里，如《晉語七》記錄了晉悼公與司馬侯討論德義的一段對話: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意在規勸君王要揚善懲惡才能算得上是德義。紀事本末的敘事法也是《國語》的一大特色，集中記載一個事件，完整地寫出事件的始末，記敘完備，如《齊語》中記述“齊桓公爭霸”中按照事件因果順序先后記錄了，管仲歸齊，輔佐桓公到桓公主持霸業，一匡天下，扶助弱小，最后對齊國政事進行總結。是典型的紀事本末的手法。

《國語》是與《左傳》齊名的史籍，兩者在研究中常常被拿來對照，相為表里，可以看出《國語》之中有著明顯的儒家思想傾向，韋昭《國語解序》中提到：“左丘明……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并陳,非特諸子之倫也”。《國語》通過記載貴族大人君子在歷史事件中的的“嘉言善語”來探究國家興衰、社會變遷，并借此警示后人，懲惡揚善，這與儒家作史書的意指相通。《國語》表彰和強調了儒家倫理中的“德”，其正文中出現的“德”字總共有二十五處，并且有著豐富含義，具有道德意味，如“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國語·周語上》);“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之”(《國語·周語上》)﹔“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避怨”(《國語·周語下》)等，強調了德性、德行、德政多個層面的倫理美德。同樣，“仁”字也在《國語》也有著較高的出現頻率，如：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則民不至。(《國語·周語中》；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國語·周語中》)等。通過《國語》《左傳》中仁德思想的改造和提升，仁學思想體系和倫理道德的評價標準得以確立，使之獲得了強大的生命活力，具有深遠影響。此外由于國別體體裁的性質，各個國家體現出來思想也較為雜駁，致使《國語》的思想也有儒學體系之外的內容，如在《齊語》中表述了管仲輔佐齊桓公的霸道思想，以及在《越語下》中著重描述了越國范蠡治國理念，以及其在越國的實施情況。

《國語》共有二十一卷，其中有400多名出場人物，其中主要刻畫了諸侯國君、卿大夫、妾夫人三類人物形象。春秋時期的諸侯就是大貴族統治階級的代表，在《國語》中關于諸侯國君的塑造就有各式各樣，如勵精圖治的越王勾踐、荒庸無度的周厲王，《國語》往往能夠抓住角色的性格特點，以對照的方式展現角色，使其互相映照，形成矛盾沖突，以表現出角色不同的性格特征。《國語》是一部“多聞善敗以監戒”歷史言論匯編，所以掌握文化站知識具有精神生產能力的士大夫階層則是該書重點描繪的對象，如晉大夫郤至，他富有才能，卻鋒芒畢露，最終因讒言而死的悲劇，再如伍子胥之死中著力刻畫他的忠心與冤屈，使得后世皆為之同情，角色刻畫不可謂不深刻不動人。女性形象在《國語》中也被突出描寫，不同于《左傳》中女性往往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國語》用大量的筆墨塑造女性角色，刻畫了敬姜、驪姬、姜氏等妾夫人的形象，她們或是恪守禮法，或是勤勞善良，亦或是奸險毒詐，都是被推到了歷史的前臺，主動扮演自己的角色。這也為后世的史書中女性形象的寫作提供了范式。

《國語》作為國別體“語”類史料，其最大特色就是記言,其語言特色體現了春秋時期的語言新變,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國語》以文德約制人的內心，以修飾表現語言的文采，用以維護禮樂制度，也促進了文學語言的發展。在敘事語言上，《國語》的語言表現形式豐富多樣，且邏輯性較強，即使是說理性質的話語，也寓幽默于警策之中。《國語》的敘事形式多是三段論，整合被敘述人的語言，運用各種排布使得散文整體更加接近日常對話，比之《左傳》中政治性和倫理化的教條，《國語》的敘事則反映出社會大背景下人類日常生活的意識趨向在表現手法上，《國語》雖然是一部史書，但并非是照搬歷史，而是對歷史進行了藝術性的加工，通過想象和虛構，使得更加具有文學效果，這是國語在情節構思上的藝術創新。在敘述視角上，《國語》的國別體性質則是使得各國史官的敘事口吻各不相同，多角度多層次使得各卷語言風格懸殊，千姿百態，別有意趣，也能反映出更多的歷史信息。在人物語言上，《國語》中的人物的語言具有身份化的特點，能體現人物的地位身份等特質，也有政治化和通俗性。此外《國語》還運用了獨白的敘事方式，描寫人物的外貌、語言，反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命運。

長期以來《國語》的研究是處于邊緣化的，如傳統觀點就有“春秋內外傳”與“剩余材料”之說，《國語》被認為是依附于左傳的史書，而隨著現代先秦史學的發展，這一視角下對《國語》全面考察能有說服力地對其歷史地位作出重新的評價。《國語》對春秋時期發生的具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加以記述并總結。它通過人的活動來探討考察社會變遷和國家興衰，表現出了尊重客觀規律和理性思考的現代史學觀點，帶來了積極的史觀借鑒。其歷史敘事多角度多層面反映事件的復雜性，并采取了以類相從的原則，為后世提供了歷史敘事的范式。在思想上，《國語》秉承儒家一派思想，注重仁德，強調人民在治理國家中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并以懲惡揚善的思想規勸執政者以仁德治國，為后世儒家仁德體系的成型打下了基礎。在文學上，《國語》也展示了其獨特的價值，塑造了大量具有鮮明性格的人物，并讓這些人物處于歷史進程中的矛盾之內，在戲劇性的沖突中展現人物的特質與復雜的人性。此外《國語》還以其通俗口語化的對話語言藝術，在具有條理邏輯的情況下，將人物對白表現得生動跌宕。清人劉熙載說:“呂東萊《古文關鍵》謂柳州文出于《國語》，王伯厚謂子厚《非國語》其文多以《國語》為法。余謂柳文從《國語》入，不從《國語》出。”《國語》對于后世文學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

唐代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來到中國學習中國文化，在此過程中也帶回了大量中國書籍，《日本國見在書目》中有《國語》一目，日本的《國語》研究開始于林道春訓點本，此人生活在江戶時期，是朱子學派重要學者。在林道春之后則是太宰純拓開國語研究之端緒。太宰純雖然沒有關于《國語》的專門著述，只在其他著作中留有只言片語，但講學過程中將自關于《國語》心得和注義傳授給學生，其內容多見于后世徒輩的著述中，如渡邊操《國語解刪補》中提到跟從師傅春臺先生（太宰純）讀《國語》而后稍解文義，其中著名引稱太宰純的有二十條；服部元雅《國語考案》所存《魯語》二卷中也多有“純按”“春臺曰”等字樣以引用太宰純《魯語》的考辨。可見其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