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生時代

彌生時代（やよいじだい）公元前300-公元250年是日本古代使用彌生式陶器的時代。其文化稱彌生文化。1884年這種陶器首次在東京都文京區彌生町發現。彌生時代在繩文時代之后，古墳時代之前，于公元前300年至公元250年之間存在。可分前、中、后期。彌生文化是在繩紋文化的基礎上，受到大陸（包括中國和朝鮮半島）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它首先出現于九州北部并逐漸向東發展，到了后期基本上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彌生時代普遍有了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業；開始使用銅器鐵器；原始社會開始逐漸向階級社會過渡；與中國、朝鮮半島交往頻繁，深受大陸文化的影響。

彌生時代總是被強烈地和稻作聯想在一起。起初，稻作是由新移民帶來的，但更早的時候，稻作已被引進。然而，在彌生時代稻作才被大規模地推廣，特別是水田的種植，而且是在南部與西部，這清楚地反映出新來者的文化偏好。這將成為后來的日本人直至現今日本人的文化基礎。如青銅與鐵的傳播一樣，稻作的傳播反映出移民可能的移動。至公元1世紀左右，稻作從西南部相當迅速地傳播至本州中部，但進一步向北傳播較緩慢。雖然稻作、青銅及鐵從早期階段就已存在于北部，但并未被大規模采用，而北部直至8世紀或甚至更晚仍停留在繩文階段。易言之，北部與南部之間存在著相當的文化鴻溝——今日北海道的蝦夷民族的存在仍象征著該鴻溝。日本出產有限的金屬礦，因此金屬用具傾向于和高地位有關。然而，持有金屬的“象征地位的物品”并不是當時社會愈來愈階層化的惟一因素。如同大多數的農業發展一樣，稻作引起社會內部資源基礎的縮小，使社會精英較容易控制社會資源。稻作也導致較永久的定居、較廣泛的土地確認以及保衛且擴大邊界的需要，特別是當人口增至200萬人左右之時。戰斗隨之增加，持有金屬武器加上有能力號召戰士的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就進一步提升。當然，部落之間戰斗愈來愈多，使得各部落依據戰斗勝負而排列等級。在這愈來愈階層化的世界，奴役很常見。低階者在路上遇見高階者時退至路旁并鞠躬讓后者通過——這種習俗繼續延至19世紀。階級由頭銜來區分，高階男子有四五個妻子，較低階的男子也有兩三個妻子。加速階層化的另一個因素是財富，特別是經商帶來的財富。有些部落夠幸運，在他們的領地內有金屬資源。有些部落因新的技術發展獲利，例如從公元1世紀左右起在九州生產的絲綢。玻璃技術與冶金也有所發展。產品多樣化導致交易增加，包括與大陸之間的交易以及列島內的交易，而每一個區域都有一個市場。愛知縣朝日，就是這樣的一個交易中心，它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彌生定居地遺址中最大的，占地約0.8平方公里，而典型的定居地介于0.02到0.28平方公里之間。部落之間的戰斗、精英的出現以及控制資源的競爭，導致政治化程度的增加。許多部落首長與鄰近的部落締結同盟，組成了無數的小王國。

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臺地或平地上，周圍往往設壕溝。房屋一般是豎穴式的，平面呈圓角方形或圓形。為了貯存谷物，建筑干欄式（見干欄式建筑）的糧倉，其遺跡在兵庫縣的田能、靜岡縣的山木和登呂等遺址被發現。村落附近有水田，以登呂遺址為例，它們被劃分成許多整齊的長方形田塊，用木樁和木板加固畦[qí]埂，水渠縱貫田間。除種植水稻外，其他農作物有瓜類、粟、豆類及麻等。農具除石、鐵制品外，還大量使用木鍬和木鋤等，收割則多用石刀（鐮）。與繩紋時代相比，狩獵和漁撈在技術上雖有進步，但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比重已大大下降。隨著農業的發展，開始有了紡織業，織物是平織的麻布。普遍發現陶制和石制的紡輪。從奈良縣唐古、愛知縣瓜鄉、大分縣安國寺和靜岡縣登呂等遺址出土的木制織機部件來看，當時使用的是一種單綜的原始織機。

鐵器出現于前期，熊本縣齋藤山遺址出土的鐵斧便是例證。中期鐵器普遍增多，種類包括鍬、鋤、鐮等農具，斧、鑿、錐、?（簡單的刨）等工具，刀、劍、戈、矛、鏃等武器，以及魚叉、魚鉤之類。但直到中期，石器的使用仍很普遍。與繩文時代相比，打制石器顯著減少，磨制石器大為增加，后者主要是斧（鍬）、錛[bēn]、鑿、刀（鐮）等工具和農具。福岡縣的今津、今山和立巖發現專門制作磨制石斧和石刀的加工場遺跡，其制品在九州北部乃至中部地區廣泛分布，可見磨制石器的制作已專業化。到了后期，由于鐵器進一步普及，石器才迅速減少，乃至絕跡。一般認為，前期的鐵器是從大陸輸入的，中期和后期則主要利用輸入的鐵料在日本本地加工制作。

主要為銅劍、銅矛、銅戈和銅鐸。劍、矛、戈分“細形”和“廣形”兩類。前者系從大陸輸入，發現地點主要在九州北部。后者是本地鑄造的，形體龐大，銅質不良，不是實用的兵器，而是祭器，除九州北部以外，還廣泛分布在四國、中國（本州西部）和近畿[jī]一帶。銅鐸是日本本地產的銅器，也屬祭器，其分布范圍在以畿內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國的東部地區，但在九州北部也發現了鑄鐸的范。銅鏡主要是從中國輸入的“漢式鏡”（見漢代銅器），也有少數是從朝鮮輸入的“多鈕細紋銅鏡”（見朝鮮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考古）。此外，還有本地仿中國鏡而制作的“倭鏡”。據研究，日本本地制作的銅器，銅料是由大陸輸入的。

陶器是彌生文化重要的內容之一，稱彌生式陶器。一般呈紅褐或黃褐色，燒成溫度約850℃。制作方法是泥條盤筑，經慢輪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壺形器、甕形器、缽形器和高腳杯等類。由于地域和時期的不同，彌生式陶器的形制變化比較復雜。前期的器物屬“遠賀川式”（1931年首次在福岡縣遠賀川畔的立屋敷遺址發現，故名），花紋用篦尖刻劃，或用貝殼押印。進入中期，“遠賀川式陶器”衰落，代之而起在九州出現無紋陶器，在本州西部出現櫛齒紋陶器，而本州東部的陶器則含有濃厚的繩紋式陶器的遺風。后期本州西部櫛齒紋陶器盛行，影響及于九州，并擴展到本州的東部。最后，陶器上施花紋的風氣衰落，便形成了與古墳時代的“土師器”相似的素面紅褐陶。彌生陶器的特點是薄而堅固，紋飾簡素，講究實用。彌生中期以后實用了旋轉臺，制陶業開始與農業分離，進行專門生產。

最常見的是手鐲與項鏈。手鐲主要是用貝殼制成的，也有銅制的玻璃制的，后兩者的形狀仿自前者。項鏈由各種不同形狀的珠飾組成，其質料有玉石、瑪瑙、琥珀和玻璃等。玻璃手鐲和勾形珠等的原料可能自大陸輸入，但系在日本當地制造。福岡縣須玖遺址和三云遺址的甕棺葬墓出土的玻璃璧，形制、紋飾與中國的相同，是從中國輸入的。

墓葬有甕棺墓、支石墓、石棺墓、土壙[kuàng]墓、方形周溝墓（土壙墓周圍設溝）等類。甕棺墓和支石墓的分布限于九州北部。石棺墓除九州北部外，也見于本州西部的山口縣一帶。土壙墓課方形周溝墓分布在九州和本州各地，范圍較廣，有的墓中用木棺。各類墓中的尸體多為仰身直肢。大多數墓很少有或完全沒有隨葬品，但九州北部如佐賀縣的宇木汲田、福岡縣的三云、須玖和平原等遺址中有少數墓卻有數量甚多的珍貴隨葬品，種類包括銅劍、銅矛、銅鏡、各種珠飾和玻璃壁等。這說明當時的社會已存在著少數占統治地位的人，他們擁有多量的財富。

中國文獻中的有關記載彌生時代中、后期的日本，在《后漢書·東夷傳》和《三國志·魏志·東夷傳》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當時日本總稱為“倭”，分成許多小國，有“王”、“大夫”、“下戶”、“生口”等不同的階級和階層。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倭奴”國曾遣使到洛陽，漢朝賜其王以金印（見漢委奴國王金印）。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國王帥升又遣使來朝，并獻上“生口”（奴隸）。到了三國時期，邪馬臺國成為許多小國的共主，其女王卑彌呼于景初三年(239)遣使到洛陽，魏帝賜“親魏倭王”金印及錦緞、銅鏡等各種禮物，由帶方郡派官吏回訪。此后，邪馬臺國又多次與中國交往。關于邪馬臺國的所在地，學術界有兩種不同意見，即“九州說”與“畿內說”，長期爭論，至今未有定論。有人認為彌生人與彌生文化來自中國的吳與越，有日本倭人來自吳太伯的說法，日本倭人的水稻品種是來自浙江省一帶，文化上日本人稱為照葉樹林文化

在彌生時代，也即公元前三世紀前后，原本發展緩慢的日本原始社會突然一夜暴富，飛躍進全新的農業社會。通過對大量出土文物和遺址的深入研究，日本考古學家認為，彌生時代的跨越根本在于中國秦漢時期的移民入島。他們帶來了大陸先進的農耕文明，給日本列島帶入全新氣象。隨著移民到來，彌生人陸續從潮濕陰冷的沿海地帶遷移到廣袤的平原，建起干欄式房屋，制成美麗的麻布衣服。在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之后，女人開始享有比以往更多的首飾和其他裝飾品。如手鐲和項鏈。隨著農業社會的興起，男性在部落中的作用凸顯，地位逐漸提升，原始社會逐步向階級社會過渡，這一變化最明顯的標志是墓葬的規格和隨葬品的多寡的變化。這個被后人命名為“彌生”的時代，在其步入后期之后所要展開的一系列故事，將徹底將日本列島帶入與繩紋時代和早期彌生時代迥然不同的全新時代，最終把日本一步步引向奴隸制社會。

舊石器時代公元前35000–12000繩文時代公元前12000–300彌生時代 公元前300–250古墳時代（大和時代） 250–593飛鳥時代593–710奈良時代710–794平安時代794–1185鐮倉時代1185–1333建武新政1333–1336室町時代1336–1573南北朝時代 1336–1392戰國時代（安土桃山時代） 1568–1603江戶時代1603–1868明治時代1868–1912大正時代1912–1926昭和時代1926–1989平成時代 1989–2019令和時代 2019–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