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

賈誼（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洛陽（今河南洛陽）人，西漢漢文帝時期大臣、政論家、文學家。

賈誼是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十八歲時即以博學能文而聞名郡縣。河南郡太守吳公聽說他的才華，聘任其為幕僚，賞識有加。漢文帝劉恒即位后，聽說河南郡太守吳公政績卓著，位居全國第一；又因吳公與秦朝宰相李斯是同鄉，曾以李斯為師，于是漢文帝征召吳公入朝擔任廷尉。吳公于是向漢文帝進言，舉薦賈誼，漢文帝將賈誼征召入朝，擔任博士。

當時賈誼二十余歲，是博士中最為年輕的。每次漢文帝詔命博士議事，諸老先生不能應對，賈誼都能對答如流，每每道出諸生心中所想而又說不出來的意思。因此，諸生無不佩服賈誼的才干。漢文帝大悅，不到一年時間就破格提拔賈誼為太中大夫。賈誼認為漢朝開國已二十余年，天下太平，應當改訂歷法，變易車馬，改換服色，定官名，興禮樂，更改秦朝的舊制，重新確立漢朝的制度。賈誼于是草擬了一份變革禮儀法度的奏章，上奏漢文帝，提出以黃色為尊，祭祀用五種牲畜，其他官名也悉數更改。漢文帝為了表示謙讓，不肯改制。但是各種法令的更改確定，以及讓封爵為列侯的人回到封地等措施，都按照賈誼的主張辦理了。

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賈誼向漢文帝上《論積貯疏》，針對當時社會棄農經商，奢侈之風盛行的現象，提出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建議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從民間到朝廷都應該加強糧食貯備，預防饑荒。漢文帝采納賈誼的建議，下詔民間開墾農田，同時主持親耕儀式，以鼓勵農業生產。漢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漢文帝為了嘉獎賈誼的功勞，提出授予他公卿的地位，遭到大臣周勃、灌嬰、張相如、馮敬等群起反對，他們聯合起來詆毀賈誼，認為他年紀輕輕而專欲擅權，擾亂朝綱。此后，漢文帝逐漸疏遠了賈誼，不再采納他的建議，不久將賈誼貶為長沙王太傅，輔佐長沙王吳著。賈誼因受貶離朝，情緒低沉，渡湘水時寫下了一篇《吊屈原賦》，賈誼以屈原自況，表達了自己遭讒被貶的憤懣與無奈之情。

賈誼謫居長沙，雖然遠離京城，但是他仍舊心懷天下百姓。當初，秦國使用半兩錢，漢高祖劉邦嫌秦國錢幣太重，于是更改重鑄莢錢，導致物價飛漲，米價到了一石米值萬錢的地步。漢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朝廷下令更改重鑄四銖錢，廢除禁止民間盜鑄錢幣的命令，允許民間鑄造錢幣。賈誼上《諫鑄錢疏》，反對私人鑄錢，主張由國家統一鑄造錢幣。漢文帝沒有采納。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天，有一只鵩鳥飛進他的館舍，落在坐席上。鵩鳥與鸮[xiāo]鳥類似，被認為是一種不祥之鳥。賈誼自從謫居長沙以來，常因長沙地勢低洼潮濕而暗自傷悼，認為自己壽命不長，因見到鵩鳥，于是作《鵩鳥賦》以自我寬解。

漢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漢文帝征召賈誼從長沙返回長安。賈誼入朝覲見時，漢文帝剛結束祭祀天地的典禮，坐在宣室之中，因對鬼神之事有所感觸，便向賈誼詢問鬼神之本元。賈誼便將鬼神之事情娓娓道來，直至夜半，文帝聽得入神，不知不覺中竟挪到了賈誼的身邊。事后漢文帝對身邊的人表示，自己很久未見到賈誼了，自以為已超過他，而今看來還未趕上他。于是，漢文帝任命賈誼為梁王劉揖的太傅。劉揖是漢文帝的小兒子，最受寵愛，因他好讀書，所以讓賈誼教導他。賈誼回到長安后，漢文帝經常以國家大事向他征詢。當時，匈奴強盛，不斷侵犯邊境。漢朝天下初定，法制寬松而不完備。有些諸侯王僭[jiàn]越，占地超過古制，濟北王劉興居、淮南王劉長都先后因謀逆叛亂而被誅。賈誼數次上疏指陳政事，多為匡正過失，建立制度而作，其中以《治安策》（又稱《陳政事疏》）最為重要。但是漢文帝雖然愛其才華，并未采納賈誼的建議，也沒有再對其加以重用。當時絳[jiàng]侯周勃被人告發謀反，周勃被逮捕囚禁在長安獄中，不久釋放，恢復爵位封邑。賈誼為此而諷諫漢文帝，漢文帝為其所感，從此注意涵養臣下志節。此后凡大臣有罪，都賜其自殺，不再受刑辱。淮南王劉長謀反不成，畏罪自殺而死。漢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漢文帝封劉長的四個兒子為列侯。賈誼擔心漢文帝還會把劉長的四個兒子封為王，于是上疏勸諫，漢文帝沒有聽從。

漢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王劉揖墜馬而死。賈誼認為自己作為太傅，沒有盡到輔佐劉揖的職責，終日哭泣，于第二年憂郁而終，年僅三十三歲。

強化中央集權：漢初，漢高祖劉邦在全國分封同姓諸侯王，諸侯封邑占據全國39個郡縣之多，而中央朝廷直轄郡縣僅有15個。各地諸侯擁有龐大的地盤，在封地內各自為政，自行設置官僚機構，不服從中央朝廷領導。加上濟北王劉興居、淮南王劉長先后陰謀叛亂，賈誼在《治安策》中強調諸侯王割據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問題的必要性與迫切性，提出強化中央集權，把諸侯王國以大化小，削弱地方諸侯的割據勢力。漢文帝在賈誼死后才采納了他的建議，在諸侯王原有封地上增加數目，分散他們的力量，使中央政府與他們的關系能夠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賈誼的建議還對后來晃錯的“削藩策”和主父偃的“推恩法”很有啟發，為漢景帝劉啟削奪諸侯王國封地和漢武帝劉徹推恩分封諸王子弟的做法提供了理論根據。

消除匈奴邊患：西漢王朝立國之初，時常面臨匈奴侵擾邊境、掠奪人口和財物的難題，邊患不絕。賈誼考察漢匈關系和邊陲形勢，深知為了防御匈奴的襲擾，戍邊和籌措糧餉，給人民帶來莫大的苦難。賈誼在《治安策》中認為要使漢朝政權鞏固、天下太平，就要嚴格控制匈奴，積極解決邊患問題，同時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要從實際情況出發，注意策略，講究方法。賈誼主張武力反擊匈奴襲擾的同時，又提出“以厚德懷服四夷”的建議。對于匈奴侵擾的問題，漢文帝劉恒和漢景帝劉啟采取時戰時和的措施，妥善處理矛盾；漢武帝劉徹則是通過戰爭消滅匈奴有生力量，從根本上解決匈奴邊患問題。這些舉措，都受到了賈誼的影響。

漢朝立國之初，推行休養生息政策，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有所發展；特別是呂后“復弛商賈之律”、漢文帝“除盜鑄錢令”的頒布，富商大賈急劇膨脹，出現了“大者積貯信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的局面，他們“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這些富商憑借財力與官吏勾結，侵占民產，操縱貿易，以獲取暴利。與此同時，在利益的驅使下，很多人棄農經商。賈誼在《論積貯疏》中論述農業生產對治國安民的重要性，主張“積貯”和“驅民而歸之農”，鼓勵百姓從事農業，積貯糧食，防止意外。漢文帝采納，多次下詔強調以農為本，實行輕徭薄賦。漢景帝劉啟繼續遵循重農政策，減輕賦稅。由于賈誼重農抑商的主張得到重視和實行，出現了文景之治，帶來了漢朝農業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安定和人口的增長。

漢高祖劉邦建國不久，就提出“秦錢重難用，令民鑄莢錢”，以致民間私鑄錢幣成風，物價飛漲；呂后時期，朝廷官鑄八銖錢、五分錢，并下令民間禁止私鑄錢幣，但收效甚微。漢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朝廷下令更改重鑄四銖錢，廢除禁止民間盜鑄錢幣的命令，允許民間鑄造錢幣。吳王劉濞、寵臣鄧通大肆開采銅礦，鑄造錢幣，造成一時之間“吳鄧之錢遍天下”的局面，造成漢朝經濟貿易混亂的局面。賈誼在《諫鑄錢疏》中分析利弊，禁止民間鑄錢，提出國家統一收銅鑄幣的建議，但沒有得到漢文帝采納。直到漢武帝時期，才把收銅鑄幣的建議付諸實施，長期存在的幣制問題才得到妥善解決，都是賈誼首次倡議的功勞。

漢代是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定型時期，包括賈誼在內的漢代思想家對儒家傳統倫理進行了創造性轉化，推進了中國倫理思想的進程。賈誼在倫理思想上的獨特貢獻，是對儒家倫理思想的高度提升和深度挖掘，他高度重視道德建設，對道德規范做了界定，從形而上的角度論證了德的“六理”和“六美”。“六理”包括“道、德、性、神、明、命”，稱之為“德之理”；“六美”包括“道、仁、義、忠、信、密”，稱之為“德之美”。賈誼主張的“六理”與“六美”，都是具有本體性和先驗性的道德范疇。他從統治者的利益出發，對君主、太子、官吏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要求，積極為君主出謀劃策，為維護漢朝統治的穩固服務，同時也豐富和深化了儒家的官德思想。賈誼還闡釋了仁和禮的關系，他認為仁義道德以禮為形式，禮又以仁義道德為內容，二者相互滲透，相互依賴，密不可分，對后世正確理解政治與道德的真實關系具有啟發意義。孔子主張的君臣之禮是君臣之間互相約束，但賈誼則強調君主的尊貴。學者李丹丹、柴文華認為，賈誼所提出的封建等級觀念，雖穩固了漢朝的統治，但對古代中國人消極道德心態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

賈誼的法治思想主要源于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以及荀子禮法結合的思想。他充分繼承了先秦法家如商鞅、申不害、慎到、韓非子等人的法治思想，又深受荀子禮法合流思想的影響，并進一步將其加以改造，吸收其合理內核，重新建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漢朝天下初定，賈誼在吸取秦朝滅亡教訓的基礎上，針對漢初商賈、豪民越制，世俗敗壞的社會現實，賈誼主張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加以約束。他提出“定經制”，旨在重新建立制度，即通過法治手段來維護社會的安定。賈誼主張用具體的法制，規范超越禮制的商賈、豪民，扭轉已經敗壞的社會風俗，他的法制主張在漢景帝、漢武帝時期得到實施，如漢武帝大量任用酷吏，誅殺豪強，征收商人財產稅，打擊富商大賈，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漢朝的統治秩序。

基于兩漢初期的漢匈關系，賈誼的“華夷”觀念秉持“尊王攘夷”的“夷夏之辨”思想，首先強調華上夷下，尊卑有序；同時又把華夏腹地與邊疆看作一個整體的天下，并且視匈奴為華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匈奴之眾，為漢臣民”。賈誼認為匈奴已經對漢朝的統治構成了威脅，但是對于匈奴應該以招攬撫慰為主，主張“用夏變夷”，最終實現使匈奴成為漢庭臣民的目標，為此他創造性地提出“建三表”“設五餌”的策略。“建三表”即建立“信”“仁”“好”三種標志，讓匈奴人了解并感受到漢天子的仁德與好意，以此取得匈奴民眾的信任和愛戴；“設五餌”意為設置錦衣華車、珍饈美味、美女樂舞、高堂豪宅、召幸優撫等五種誘餌，吸引匈奴民眾的內心，讓他們向往漢廷，想要前往歸附。學者徐瑩在《賈誼夷夏觀探析》中認為，賈誼的制夷之道秉承先秦儒家的天下情懷和文化自信，試圖以物質為載體，向匈奴輸出漢朝的華夏文明，以達到瓦解和分化匈奴的目的。這種“用夏變夷”的和平演變戰略，是儒家經典“夷夏之辨”觀在漢初現實政治中順時而為的產物。

賈誼的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傅職》《保傅》《連語》《輔佐》《禮》《官人》《勸學》《胎教》等篇目中，大多是就如何進行太子教育而言的。太子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自秦朝以來，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套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皇帝是這套權力制度的核心，而太子是儲君，是國家未來命運的掌控者。所以賈誼認為一個國家的未來，都關乎對太子的教育是否成功，教育太子將直接關系國家的長治久安。但是太子的地位雖然特殊，但在作為受教育者這一點上，與普通學生又無實質區別，所以賈誼關于太子教育的論述對于普通教育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同時，賈誼的教育思想也給當代教育帶來了一些啟示，即應重視胎教和早期教育，重視環境對教育的影響，重視教師在教育中的作用等。

賈誼傳世的著作包括政論文章《治安策》（又稱《陳政事疏》）《過秦論》《論積貯疏》，以及辭賦《吊屈原賦》《鵩鳥賦》《惜誓》《旱云賦》《簴[jù]賦》。《漢書·賈誼傳》記載賈誼“凡所著述五十八篇”，《藝文志》記載賈誼的文章之數也是五十八篇，其中有賦文七篇（五篇已經失傳）。《漢書·儒林傳》記載，賈誼另有《左氏傳訓故》一篇，已經失傳。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黃寶根據北京書肆所得的鈔本同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的長沙刻本的板片，拼湊而成《賈誼新書》（四部叢刊初編），全書十卷，共五十六篇。但編纂[zuǎn]者為了湊數，把賈誼的《陳政事疏》至少割裂成二十個篇目，包括《宗首》《數寧》《藩傷》《藩強》《大都》《等齊》《五美》《制不定》《階級》《俗激》《時變》《孽產子》《鑄錢》《銅布》《親疏危亂》《解懸》《匈奴》《勢卑》《無蓄》《保傅》等。編纂者的用意是《新書》五十六篇外加《吊屈原賦》《鵩鳥賦》湊足五十八篇之數，以符合《漢書·賈誼傳》的記載，但卻弄巧成拙，使得《新書》脫離了賈誼文章的本來面目。

賈誼的政論散文以《治安策》（又稱《陳政事疏》）《過秦論》《論積貯疏》為代表，順應漢初的時代要求，而體現了經世致用的特點，同時一定程度上受到到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說章影響，博采眾長，為政治思想服務。具體體現為：其一，禮治與法治并重，這與荀子的“隆禮重法”一脈相承。其二，君權“尊不可及”與“民無不為本”相統一，實質上是儒法王霸之道在他政治思想中的融合。其三，君道與臣道相對，而這些正是先秦道家、法家以及儒家的共同思想。賈誼接受了前人的思想成果，而以守成之術為主，綜合諸家適用部分，為漢王朝的統治建立理論基礎。賈誼繼承戰國諸子余緒，兼容并包，而又“自成一家之文”。學者范愛菊在《賈誼的文學才華及成就》中認為，賈誼的文章說服力和感染力兼備，雖然討論的是實際的政治問題，極富主觀色彩，飽滿熱情。在論辯事理時以對比、排比、對偶和夸張等表現手法形成了強烈的氣勢；在情感特征上或率性直言，或寓情于理，或情文并茂，情感充沛；特別擅長運用形象的比喻，或以自然事物和社會現象譬喻說理，或以寓言和歷史故事說理，或以富于形象的引語說理，形成了形象而明朗的特色。他的文章，對后世的散文創作和文學理論都有影響。如曹植、陸機、魏征、陸蟄、杜牧、王安石、蘇泡、蘇軾、蘇轍、胡鋒、辛棄疾和陳亮等人的政論和史論文章，都在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賈誼散文的影響，又在各自的歷史條件下有所發展和變化。

賈誼的辭賦，將楚辭與荀賦相結合，同時受到了屈原、荀子的影響。他繼承屈原發憤抒情的精神，在其《吊屈原賦》《鵩鳥賦》中得到了體現。此外，賈誼的辭賦不僅在思想感情上與屈原息息相通，而且他創造性繼承了屈原賦文中的藝術表現手法，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屈原的辭賦最突出的是富于濃厚浪漫主義色彩的虛構，而賈誼把屈原以幻想為特征的虛構，發展為摹寫事物的鋪陳，顯示了詠物敘事的漢賦的雛形。學者汪耀明在《論賈誼和西漢文學》中認為，賈誼的辭賦形象動人，情意深長，比喻貼切，對比鮮明，句法參差，鋪陳有序。在敘述形式上，擅長敘事、說理和抒情，呈現散文化的傾向，為漢賦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后世如班彪、張衡、趙壹、蔡邕、王案、向秀、鮑照、江淹、庾信、韓愈、杜牧、歐陽修、蘇軾等辭賦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賈誼的影響。

西漢史家司馬遷評價：我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等文章，被屈原的志向所感動，悲嘆不已。到了長沙見到屈原沉江的地方，每次都痛哭流涕，想見一見他這個人。等到讀了賈誼的《吊屈原賦》，又認為以屈原的才干，如果能夠游歷諸侯，哪個國家不能容納他呢，何必如此走上絕路。而讀賈誼的《鵩鳥賦》，又感覺悵然若失，有同命相憐之感。西漢文學家劉向評價：賈誼解說夏商周三代和秦朝安定與動亂的觀點，其論斷之佳，通曉洞達國家的典章制度，即使古時候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超過他。如果他在當時能得到重用，一定能讓國家興盛，卻被庸臣殘害，很讓人哀悼痛惜。西漢經學家劉歆評價：漢朝的士人中能夠真正代表儒家的，只有賈誼一人而已。東漢史家班固評價：漢文帝移風易俗，推行改制，都是按照賈誼的謀劃來施行。賈誼雖然早早就去世了，在官職上沒有達到位列公卿的地步，但是也不算是懷才不遇。北宋文學家蘇軾評價：人要有才能并不難，要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出來實在不容易。可惜，賈誼雖然能夠做帝王的輔佐之臣，卻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賈誼志向宏大而氣量狹小，才能有余而見識不足。明朝學者李東陽評價：漢文帝的時候，能夠擔當大臣重任的只有賈太傅一個人。年紀輕輕就被推薦在朝廷，并且顯露出才能。最終卻被大臣讒毀，困處在長沙，因為梁王的事而死，讓人嘆息。明末清初學者王夫之評價：賈誼、陸贄、蘇軾三人的行跡類似。陸贄和蘇軾都以賈誼自比，世人也都認為他們是一類人。陸贄想成為賈誼，但是卻做不到，但也有超過賈誼的地方。蘇軾想成為陸贄，但是也做不到，更何況與賈誼相比了。清朝學者袁枚評價：如果賈誼不是英年早逝，必定能得到漢文帝的重用。賈誼如果能施展他的才能，其成就必然能超過晁錯、董仲舒。而賈誼最終早逝，豈不是命數如此。賈誼自認為作為太傅沒有盡到責任，念及漢文帝的恩遇，因為梁王墜馬而憂郁成疾，是深情所致，所以他堪稱賢者。近代文學家魯迅評價：賈誼的文章富于文采，但是在事實論述方面則稍遜一籌，他的文章如《過秦論》《治安策》與晁錯的《賢良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都是西漢時期的雄文，但是兩人關于應對匈奴邊患的論述，賈誼的論述疏闊，不能與晁錯的遠見卓識相比。賈誼所提出的改革主張都沒有得到重用，是因為漢文帝是守成之君，以致于賈誼懷才不遇，抑郁而終。

賈誼故居又名賈太傅故宅、賈太傅祠，位于湖南省長沙市解放西路與太平街口交匯處。賈誼故居內主要景點有門樓、賈誼井、賈太傅祠、太傅殿、尋秋草堂、古碑亭、碑廊等。賈誼去世后，漢文帝詔令在長沙修建賈誼故居，以紀念賈誼。到了漢武帝時期，朝廷再次對賈誼故居進行修葺[qì]，擴大規模。到明朝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朝廷再次對賈誼故居進行改擴建，形成了祠宅合一的格局。此后，賈誼故居多次被毀，又再次在故址重建。現賈誼故居為1998年重修，如今為湖南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長沙賈誼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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