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府

知府，是中國古代地方行政長官，也總管州、縣的事務。知府這個職位相當于現代的省長(或省轄市長)。古代正史《職官志》中有明確的記載，宋朝正式設立州府級地方長官“知府事”，明朝時才有了以“知府”為名的地方官職。

明朝以來對府一級行政長官的正式稱呼寧夏知府。——唐·高適《別董大》知府朱孝純。——清·姚鼐《登泰山記》。知府屬于從四品。詳細解釋1.官名。唐制于京都及創業駐幸之地特置為府，至宋潛藩之地皆升為府。或置牧、尹，或以朝臣出任，權知府事，省稱知府。明代始以知府為正式官名，管轄州縣，為府一級的行政長官。清代因之。《水滸傳》第四六回：“知府隨即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當方里甲，帶了仵作公人，押了鄰舍、王公一干人等，下來檢驗尸首，明白回報。”清龔自珍《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志銘》：“龔自珍娶于山陰何氏，實知府裕均從女孫。”

知府[地方職官名]

2.智慧的府庫。形容智慧豐富。漢王充《論衡·辨祟》。

從唐朝開始即有以其他官職兼“知府事”或“權知府事”的做法，但“知府事”還不是正式的官職名稱，而且管轄范圍與后來的州府可能有很大差別。

道光五年 榆林府官印

五代因循唐制不變，也有類似做法。到了宋代，在府、州、軍、監設立地方長官，府的地方長官為知府事，知府事一般還會兼領其他的官職，因而邊境州府的知府在軍事和政事上的權力可能大于一般州府。而且正式把官職名改為知府。清朝沿襲明制，沒有大的變化，為從四品，宣布條教，興利除害，決訟檢奸。三歲察屬吏賢否，職事修廢，刺舉上達，地方要政白督、撫，允逎[qiú]行。”《清史稿·職官三》府的演變在中國的許多朝代中，都設置了“知府”這一職位。“知府”這一官職，是由“知”和“府”兩詞結合而來。府作為一級地方行政單位，它的演變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在魏晉時期，州刺史兼任將軍之職。州刺史是文職，將軍是武職。州有州的衙門和幕僚，將軍另外有將軍的衙門和幕僚。將軍的衙門，就叫做“府”。

到了唐朝，中央政府在首都、陪都以及皇帝登基前任職的州設置府，例如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等等。府的長官，稱為府尹。五代因循唐制不變，也有類似做法。宋朝時，府的設置逐漸多了起來。府隸屬于路(路是介于中央與州之間的一級行政區劃)。在府、州、軍、監設立地方長官，府的地方長官為“知××府事”，簡稱“知府”。宋朝的知府事總領一個州府的軍政事務，具體權力因不同的州府而稍有差異。因為各地有特殊情形，知府一般還會兼領其他的官職，因而邊境州府的知府在軍事和政事上的權力可能大于一般州府。辯誤：在元朝，達魯花赤是監路、監府、監州、監縣的官，只管官，不管民，因此不算是行政長官。明、清兩朝，省、縣之間的一級行政單位被稱作“府”。除了首都、陪都所在地的府長官仍然稱府尹外，一般的府長官，都稱做“知府”，意思是“知(即主持)某府事”。知府之下，設同知、通判等官員，輔佐知府處理公務，分掌糧稅、鹽稅、江海防務、水利等等。在明初，按照繳納稅糧的多少，“府”被分成三等：京府府尹為正三品；納糧20萬石以上為上府，上府知府從三品；20萬石以下為中府，中府知府正四品；10萬石以下為下府，下府知府從四品。不過不久就將所有知府均改為正四品。當時，全國有150多個府。明中期以后，巡撫逐漸取代布政使成為一省之行政長官，布政使品級由正二品降為從二品，進而知府也由正四品改為從四品。各府因自然條件的差異、交通通塞、事務繁閑、人口多寡、路程遠近、案件多少、民風順劣，定有“沖、繁、疲、難”四個字，省會或四個字都含有的為最要缺，含三個字的為要缺，含兩個字的為中缺，含一個字或四字全無的為簡缺。雖然都是正四品，但是簡缺和中缺一般給初次當任知府或當任知府時間不長的官員，尤其初次任職的，往往不是朝廷直接任命正式任職三年，而是由督撫奏請朝廷，署理知府職務一年；要缺和最要缺則給當任知府很有經驗的官員。

知府衙門為知府的辦事機構，亦稱府署，府衙。通常主要設有府堂、經歷司、照磨所和司獄司。府堂是知府衙門中一個綜合性的辦事機構，內有典史若干人。經歷司，是知府衙門內掌管出納文移諸事的機構，設經歷1人秩正八品，知事1人軼正九品。照磨所，是知府衙門掌勘磨卷宗等事的機構，設照磨1人，秩從九品。司獄司，是知府衙門掌察理獄囚諸事的機構，設司獄1人，秩從九品。

南陽知府衙門

自明代始府州縣衙亦仿中央六部之制，設吏、戶、禮、兵、刑、工六房，與中央六部相對應。清代康熙年間，六房之外又設鋪長房，承發房等。各房的職能是：吏房：掌署內考勤，鄉紳、丁憂、起復，在外省做官各事。戶房：掌戶口管理，征稅納糧，災荒賑濟等事。禮房：掌興學、科舉、教化、旌表、禮儀、祭祀、節慶等事。兵房：掌兵差、民壯、考武、治安等事。刑房：掌破案偵緝、堂事筆錄、擬寫案牘[dú]，管理刑獄諸事。工房：掌工程營造，修理倉庫，起蓋衙門等事。鋪長房：掌郵傳及迎送官員之事。承發房：應辦各種公文信札，皆由此房掛號，又分發各房轉辦。各房辦事人員通稱典吏，而各房之頭目，或稱經承，或以各房之名冠之，稱吏書、戶書、禮書、兵書、刑書、工書。其下工作人員稱胥吏、書吏、書辦等。各房書吏一般為十余名，不超過20人，他們不是官員，沒有品級，大都是舉業無望之人，只好掏錢納粟買來書吏差事，或通過招募考試而被選用。此外，各府還設有儒學，置教授1人，掌教育在學之士，考察生員學習、品德之優劣等，以訓導佐之。醫學，設正科一人，品秩未入流，為府屬之醫官。陰陽學，設正術一人，未入流，為府之陰陽官，兼轄星學。僧綱司，設都綱一人，從九品，副都綱一人，未入流，為一府管理僧人之官員。道紀司，設都紀一人，從九品；副都紀一人，未入流，為府內管理道士之官員少數府還分別設有庫大使、倉大使、宣課司大使、稅課司大使、檢校等官。知府衙門之屬官，也視事務繁簡而置，無定員。清代官吏俸祿以歲俸為名，發給銀兩，自一品到九品至未入流，共分10個等級。一品最高180兩，二品155兩，三品130兩，四品105兩，五品80兩，六品60兩，七品45兩，八品40兩，正九品33兩，從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兩。

出身出任知府之官，以正途出身為多。中國臺灣學者李國祁等對70府4935名知府統計，正途占絕對優勢，而正途中，又以進士為多，其次是舉人。“清代規定，各省首府的知府，原則上要由正途出身。違例保送非正途，如所保者犯有貪酷劣跡，一經發覺，即將原保上司，降三級調用（私罪），其所以如此，乃因首府知府為一省頭面人物，既要接受督撫之直接督派，又要應接四面八方的人事，故人選要求較嚴。選任隨時薦舉。清初，順治帝即以“知府乃吏治之本，若盡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下令在京各衙門滿漢堂上官及在外督撫，各舉才行兼優堪任知府一人，詳開履歷事跡具奏，吏部再加察議，奏請定奪，以備三十處知府之用。此令開啟了清代薦舉知府的先河，為其后所奉行。史載，乾隆朝“明薦、密保，更進迭用”，尊舉有助于“通科目之旁，破資格之弊”，為清代諸帝所重視。京察一等，外放知府。外放之官主要為部院司官（郎中、員外郎、主事），翰林官（編修、檢討、庶吉士），科道官（給事中、御史）。外放辦法是將京察一等（守廉、才長、政勤、年富力強，并稱職者）人員帶領引見，第一次圈出者，復引見一次，再圈出者始以知府記名外放。"如光緒二十一年，編修馮煦以京察一等，外放安徽鳳陽府。清制規定京察三等之官，“俱不準保送知府”，三等為操守廉正，勤于政事，但才具平庸者。由此可見，清統治者對知府的人選素質要求是很高的。論俸截取或推升為知府。論俸截取，指吏部根據官吏領取俸祿之年限及科分名次之資格。核定截止日期以選用。京官外放，計俸年限各不相同：給事中、御史要俸滿三年，郎中兩年以貴捐納郎中官職的，試用期滿后還要延長兩年，如有以貴捐免試用郎中的，也應俸滿三年方能截取知府官職。“對截取人員有嚴格的要求，郎中自必才具諳練，系部中表現出色，平素所倚重者。違例保送者，要照失察例議處。如嘉慶時，吏、戶二部堂官違例而受到議處，而奏參之御史李振祜則賞記錄二次。翰林院編修、檢討如“長于吏治”，六年俸滿由院保送知府。同知、直隸州知州三年俸滿，可推升知府。后又有變通，如同知、知州果堪稱職，可不拘年限。再如不得人，即于散州知州、知縣內，擇才優出眾者保薦。當然，皇帝還可隨時任用他認為需要的官員，不受任何法令限制。如道光十六年，翰林編修張集馨，被特簡為山西朔平府知府即是一例。不過，此種情況不常見。考核清統治者對知府的考核十分嚴格。除“大計”之年知府應由督撫“注考”外，皇帝還下令督撫，對知府應隨時甄別。雍正時，令督撫于知府中“循分供職，不能察吏而又無過犯可參者”，奏請暫留本任，仍于本省揀選保題引見，到任后，前任交待來京，以部屬改用。乾隆又屢令督撫，要秉公甄別知府，如有年老龍鐘者，即勒令休致，或才具不勝知府之任，尚可內用部屬，外用同知、通判等官者，亦分別具奏，與年老之員，一同送部引見請旨，"庶守令相因整理，而于吏治民生大有裨益”.。當時，廣東惠州知府王蘇，“雖誠謹可信，但才非練達，辦事遲鈍，"南雄知府梁弘助，“雖黽勉供職，而短于才具，毫無展布，"結果都降為同知。嘉慶親政后，又以“知府為承上接下要職，嚴諭督撫考核”。這種不定期考核，從考核的績效看，應為較好的考核形式，它在某種程度上可避免定期考核中的形式主義，具有積極的意義。由上述可見，清代對知府的人選要求是嚴格的。它要求擔任知府官職的人，不僅要精力旺盛，勤于政事，更要具備為政能力。凡不符合此項條件的，一經發現，都要降級使用。升遷按《欽定吏部則例》規定，清代知府可升道員（正四品）與鹽運使（從三品），因道員與知府品階較近，故以升道員為常。但也有因品能兼優而超擢[zhuó]的。清代知府很少有直升中央部院堂官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人事制度循序漸進、按資遞升的特點。

品級明代：正四品。清代：初制正四品。乾隆十八年（1753年）改從四品。俸祿

• 明代

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更定的文武百官歲祿標準，成為有明一代文武百官俸祿標準的定制。按照定制，知府月米24石、歲米288石。俸祿標準是以米石計之的，但事實上卻并非全支本色米石，而另有繁雜的“俸鈔折色”變化。知府的俸鈔折色定例如下：

• 清代

順治十三年（1656年）議定的俸祿標準，成為被后來沿用的定制，按照定制，正從四品俸銀105兩，俸米105斛[hú]。清代雍正初年實行耗羨歸公，支發各官養廉銀后，養廉銀遂成為有清一代與正俸并行的俸祿制度。職掌關于明代知府的職掌，《明史·職官志》記載較詳盡：“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風化、平獄訟、均賦役，以教養百姓。每三歲察屬吏之賢否，上下其考以達于省，上吏部。凡朝賀、吊祭，視布政使司，直隸府得專達。凡詔敕、例令、勘割至，謹受之，下所屬奉行。所屬之政，皆受約束于府，劑量輕重而令之，大者白于撫按，布按議允乃行。凡賓興科貢，提調學校，修明祀典之事，咸掌之。若籍帳、軍匠、驛遞、馬牧、盜賊、倉庫、河渠、溝防、道路之事，雖有專官，皆總領而稽核之。”表面看來，明史記載知府之職權，為“宣風化、平獄訟、均賦役，以教養百姓”，知府似乎是一親民之官，實則不然。若進而考察，則可知其主要職責為“考察屬吏"“上下文移”，府乃是上級考核官吏，監臨屬縣，辦理公文的承轉機關。而所謂“宜風化、平獄訟……”云者，自然也是主要督率其屬縣而施其政。清代知府職掌，與明略同。《清史稿·職官志》有記載：“知府掌總領屬縣，宣布條教，興利除害，決訟檢奸。三歲察屬吏賢否，職事修廢，刺舉上達，地方要政白督、撫，允乃行。”

方克勤（1326—1376），字去矜，寧海人。洪武四年（1371年），征召到京師，參加吏部考試得第二名，特授官濟寧知府。李贄（1527—1602），字宏甫，號卓吾，別號溫陵居士，福建泉州晉江人。明萬歷五年（1577年），由南京刑部員外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陳鵬年（1662—1723），字北溟，號滄州，湘潭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升任江寧知府；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任蘇州知府。這位知府很體恤百姓，當時康熙南巡，總督阿山主張增加攤派用作南巡之資，陳鵬年堅決反對。為著這件事，陳鵬年得罪了阿山。后來，因為建講堂，陳鵬年讓阿山抓住了把柄，差點被整得殺頭。清末臺北知府陳星聚，出身貧寒，母親守寡含辛茹苦供他上學，從小就受“好好學習，長大要做好官、清官”的啟蒙教育；在當官后遇災年，他“減糧減稅”助民眾度過災年。百姓稱他是好官；遇惡霸橫行鄉里，能嫉惡如仇，伸張正義，為民除害，百姓稱他為清官；在法軍侵略臺北的危急時刻，又帶領人民抗擊侵略，帶頭拉石筑城，動員全城10萬軍民筑城守城；他不顧個人安危，只身上山勸說對他有深仇大恨的山大王山妹下山共同保衛臺北，群眾又稱他為“孤膽英雄”知府。他以身作則，愛民如子，嫉惡如仇，剛正不阿，一心救國。劉墉（1719—1805），字崇如，號石庵，又號木鹿、勖[xù]齋、青原、香巖、日觀峰道人。山東諸城人，大學士劉統勛長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授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授江蘇江寧府知府。

• 明代

明代文武官服一般分為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和燕服五大類，另外還有少數官員會有幸得到皇帝的特殊賜服。知府為四品的官服，其公服和常服與其他品階的官服有明顯的區別。公服：洪武元年（1368年）規定，在朔望朝見、侍班、謝恩、見辭時，以及外放的官員每日清晨上堂時，須穿著公服，以烏紗帽、團領衫、束帶為定制，四品官員的公服上織以徑一寸五分的小碎雜紋花紋圖樣。常服：官員們參加常朝、日常辦公時穿著的官服即常服。洪武元年（1368年）規定常服形制和公服一樣，都是烏紗帽、團領衫及束帶。七品文官的袍衫為一尺闊大袖，腰帶用素銀。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制，常服在胸背處增加動物紋樣，文官四品為云雁。這些紋樣都設計在方形邊框之內，置于團領衫的前胸和后背。文官用飛禽，取其有文采之意。

• 清代

清代官服中是主要的一種服飾是補服，穿用場所和時間也多。補服，也叫做“補褂”，前后各綴有一塊補子，形式比袍短又類似褂但比褂要長，其袖端平，對襟，所以或稱“外褂”、“外套”。能表示官職差別的補子，即是二塊繡有文禽和猛獸的紋飾。根據《大清會典圖》規定如下，文四品繡雁。補服在服飾種類劃分中屬于禮服，但補服是一個特殊的服裝種類，既屬于禮服，又屬于吉服。它與朝服套穿時屬禮服，與吉服袍套穿時屬吉服。清代凡朝會祭祀，都要服朝衣補服，凡筵燕（宴）、迎鑾及一應嘉禮，俱服蟒袍補服。

有清一代，皇帝對作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間環節的知府制度，始終非常關注。他們不斷頒詔下諭，反復強調知府官職的重要性并認真督促知府制度的運行，這是清朝以前歷代所未曾有過的。清代知府的設置最為普遍。清統治者根據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不斷升州為府，來加強對這些地區的控制與管理，較之以往朝代只根據政治的特殊需要，如將皇帝所在之州改為府等，具有科學性。清朝以前，府尹或知府的任用、考遷等，均無定制，人事任免反復無常，缺乏嚴格的標準；清代，知府的人事任免已制度化，在此基礎上又有靈活變通，以使人地相宜。清代是知府人事法規最完備的時期。清代知府制度在清代地方行政系統中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清代嘉慶朝兩廣總督蔣攸[yōu]鈣曾說清代“外官莫要于知府”，可見，他對清代知府的地位是有著明確認識的。知府是溝通督撫與州縣信息的橋梁。清代，省與州縣一般相距很遠，上下與各地信息，如靠“驛遞”，則比較緩慢。而知府之設，則相對縮短了督撫與州縣間的距離。知府一級的設置，還有助于協調督撫與州縣兩級權力的正常實施。地方行政只有兩級，二者權力行使就有困難。對督撫來說，若集各縣事務于一身，疲于各省一般性的事務，則會影響其宏觀控制之職能。如各縣有事案不上報，又易造成督撫對州縣的失控；對州縣來說，如直隸于督撫，凡事疲于往來呈報，又不能得到及時的答復，也影響州縣權力的實施。知府之設，則可解決二級的困難。在考察吏治方面，知府充當督撫的耳目。在清理刑名方面，“知府尤為上下關鍵”，徒刑以下的大小案件，經過知府的處理和過濾，可為督撫桌司集中精力妥善辦理大案要案提供必要的條件。此外，在維護社會治安、發展經濟、振興地方教育等方面，知府一級都為協調上下兩級權力的實施，起過不容忽視不可替代的作用。無此層級或不重視此一層級，上下間權力行使則會發生故障，如清末“知府之權輕矣，各州縣之于司道督撫分位懸殊，情事桿格，其中貽誤，實非所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