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

微觀經濟（一）1996年美國大選前夕，華爾街的一些基金經理顯得分外緊張，因為他們認為克林頓和多爾誰能勝出，會影響到許多行業股的沉浮。如克林頓的禁煙姿態，煙草股必定遭殃；若多爾問鼎呼聲日漲，則煙草類股份會漸入佳境。又如克林頓傾向于與中國在貿易上達成協議，那么紡織股將受挫；甚至克林頓的連任有助于蘋果電腦起死回生，因為他有推廣全美兒童學電腦的念頭，而蘋果機xxx優勢的便是中、小、大學的市場份額。總而言之，若克林頓連任，蘋果電腦、教育股份將愛惠，而藥物股、紡織股、香煙股將受挫；若多爾勝出，國防股、零售股、保安股將受惠，金融股、政府工程承建股份以及債券將受累。

這當然和兩位總統侯選人的宏觀政策偏好有關。但據香港財經作家林行止分析，雖然共和黨、民主黨在政綱方面是大吹法螺，且各異其趣，卻在經濟政策上都帶有“供應經濟學”的痕跡。眾所周知，“供應經濟學”曾在里根時代大盛其道，其理論依據是拉弗曲線，即稅率超過一定水平，稅收開始下降。因為稅率太高，個人和企業失去賺錢誘因，他們不工作不投資，交稅的人少了，高稅率便有低稅收的效果。因此，有的供應學派人士曾將二戰后的英國衰落和日本崛起，歸因于唐寧街和通產省在稅收政策的不同取向。

盡管拉弗曲線的正確性被人爭議不休，但供應學派的精髓則是鼓勵企業家（尤其是中小企業家）的創造性和改善民間經濟發展環境。所以，民主黨盡管沒有共和黨“供應學派”來得明顯（后者的減稅方案直接明了，主要是入息稅一刀切，減至15%），不過，卻推出了許多很實惠的建議，如受薪者每年有一天的“帶薪離職”的特別假期；在鼓勵人力投資的前提下，大專學校的學雜費及企業培訓員工開支均可獲減免稅，等等。這一切看似輕描淡寫的方案，實質是和上述供應學派刺激民間經濟發達的精神暗合的。

是拉選票的手段也罷，是有所作為的雄心也罷，這些經濟政策取向無疑迎合了美國的實情。美國經濟在80年代后期，終于從日本手中奪過了世界xxx，奧妙在哪兒？一個主要的原因便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再度得到了弘揚，通過新產品的供給，創造了自己的市場需求。如當代世界上最優秀的產品——個人電腦，便是喬布斯、蓋茨等在商用電腦之外獨辟蹊徑，在未有市場之時就開發的一種產品，然后為它創造一個市場。

而在70年代、80年代初最富有傳奇的創造市場標準的故事，恐怕是索尼袖珍式收音機了。索尼總裁“異想天開”地想創造一只縮小到能夠裝入襯衫衣袋中的袖珍式收音機。但經過幾多挫折后，縮小至極限的收音機仍不能裝入正常的衣袋中。

最后，退縮的不是索尼，而是襯衫市場：因為索尼創造了一種新的商機，于是開始生產超大口袋的襯衫。

最能反過來說明索尼精神可貴的，是松下電器公司。松下在設計、制造以及在全球銷售方面具有卓越的才干，銷售額5倍于索尼公司，比索尼多27年的經驗。但人們卻并不認為它典型地體現了賦予日本增長奇跡的企業家精神，因為松下只有模仿的機智。如索尼生產了“貝塔馬克斯”——世界xxx臺大眾化錄像機，而松下認識到，顧客實際想要的是8小時，而非3小時的錄像機，于是制造了能連續播放8小時的錄像機，趁勢主宰了錄像機市場。

唯其如此，美國作家型的經濟學者喬治·吉爾德就認為，日本出口產品之所以獲得成功和受人歡迎，根本原因在于索尼的創造市場精神。如果日本僅僅采取松下的經營方針，僅僅出口有賴于日元貶值、政府補助的低價推銷世界其他地方設計的產品，世界各地公眾的憤懣早就像烈火一樣燃燒越來。而只有“當索尼、卡西歐和山葉等富有創造力的日本公司拿出五花八門、光彩奪目的新奇產品時，幾乎沒有人感到受威脅；大多數美國人對之贊嘆和感激。袖珍收音機，微型電視機，可用于計算稅款并能模仿長笛和吉它音響的計算器，數碼式照相機，沃克曼立體聲耳機，能縮小和放大的小型復印機，能錄間和報時的收音機、錄像機，這些產品先前并不存在，它們創造了新的市場，新的財富，新的樂趣，供應這些產品幾乎可以說是饋贈。它們引起人們意外的好感，帶來遠遠大于其價格的享受，滿足購買者自己未曾感覺到的愿望，使他們驚嘆不已。”

（二）當“日本奇跡”出現時，許多人都將此歸功于通產省和以大財團為首的“經團聯”和“日經聯”。但人們慢慢發現，無論這些計劃權力官僚機構多么出色地預言了技術發展趨勢，都應該明智地避免“雄雞謬論”——“即認為日本的‘朝陽’工業之所以會從地平線上升起，主要因為通產省在‘喔喔啼叫’”。

更何況通產省事后諸葛亮的事件實在多了些。索尼是首先向美國購買晶體管技術的公司，但卻被通產省拖了一年，理由是：“如果晶體管具有這么廣闊的前途，那么為什么日立、松下和其他日本的大電器公司沒有申請購買這項專利呢？為什么通產省要給一個生產錄音機的小廠分配外匯，及與此項技術引進有關的各種權利呢？”

通產省在日本汽車業的發展中，也犯了同樣的錯誤。50年代，通產省的幾個主要官員就反對投資于汽車工業，因為它意味著要大量進口鋼鐵和石油這兩種日本最稀缺的資源。60年代，當日本開始試探性地向世界開啟它的經濟大門時，通產省特別擔憂的是日本的模仿性的、分散的汽車工業——長期受到通產省制定的各項政策的保護，不受外國競爭的壓力——會被通用、福特等外國公司的巨輪壓得粉碎。他們建議日本的10家汽車公司合并為兩家——日產公司和豐田公司，并且建議任何新的公司不要生產四輪車輛。

幸好日本的企業家拒不接受這種觀點。在通產省取消汽車制造業的保護和補貼之后，三菱公司首先和克萊斯勒達成協議，一躍成為日本第三大汽車公司。通用汽車也購買了原通產省要求合并入三菱重工的五十鈴公司的37%的股權。而原來生產“兩個輪子”（摩托車）的日本本田公司卻轉產四輪車輛，并很快馳名世界。

（三）近來，素以高成長自豪的亞洲經濟似乎有些步履蹣跚。1996年上半年，泰國出口僅增長7%，遠低于去年同期的27%；韓國的經常帳逆差創93億美元新高，財政部長被迫下臺；新加坡受美國半導體需求萎縮之累，出口成長減退。馬來西亞和泰國今年的經常帳逆差，可能分別占GNP的10%和8%，和當年顛覆墨西哥經濟的逆差水準不相上下，于是悲觀者發現了類似金融危機的苗頭……

對此，經濟學家科魯格曼認為，亞洲新興經濟體已經失去資本和勞力密集的競爭優勢，但一時間又無法提升技術層次和生產力，經濟發展步伐因此紊亂。

其實，亞洲的國家和地區為了尋求技術和產業升級，積極發展石化、汽車、消費性電子和半導體等產業，可謂不遺余力。但專家們指出，恰恰是亞洲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對目前的經濟狀況有很大的責任。以半導體產業為例，臺灣地區和韓國一心想趕上日本，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又急于想成為下一個韓國、臺灣地區，于是一窩蜂地上馬。結果，沒料到半導體的需求會急速下降，造成今年價格重挫60%，嚴重影響出口和經濟成長。

于是有人又責怪亞洲的科技官僚高估了全球市場的需求，或一廂情愿地認為美、日會放棄半導體等產業而另謀發展。但，正如我們上述的通產省的“雄雞廖論”，這些國家和地區也許最缺乏的是民間企業家的創新精神。

（四）在國內，關于微觀經濟問題的議論也已有多時了，滬深兩地的上市公司情況也確實有所驗證。1996年上半年兩地A股公司的總體業績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平均每股稅后利潤，滬市公司下跌14.15%，深市公司下跌19.25%，滬深1996年中期虧損的公司有27家，占上市公司的總數的7%，虧損總額共為5.5億元，比去年同期的1.5億元增加了26.5%。上海B股的金泰公司，中期每股僅盈利0.02元，市盈率達到570多倍，打破了B股市場的紀錄。而且它作為一個新上市的企業（不到一年），就接近虧損，在股市中也十分鮮見。比較微妙的是，A股公司稅后利潤在0.10元以下的公司，滬市有95家，深市有62家，分別占各自上市公司總數的38.93%和36.42%。如果不制止滑坡的話，明年……

不錯，在選擇某些產業作為新一輪增長點上，在重點企業追加xxx方面，在高新技術的產業發展方面，在產權改革方面，我們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和行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如何鼓勵企業家精神尤其是中小企業家精神方面，卻付諸闕如。

例如，中小企業創業的風險資本如何籌集？在間接融資方面，國有銀行已被大量呆帳所困擾，xxx確實需要十分謹慎。這樣，民間信用問題如何解決，就值得研究。在德國杜依斯堡大學講學的汪丁丁博士認為，華人民間信用除了對較合適的利率非常敏感外，也取決于華人獨特的家族人際關系，因此會遇到“信用市場半徑”過小的困擾。美國加州商學院教授孫滌在考察溫州的民間信用交易后，曾和我談論過此事。他對臺灣地區的私人錢莊做過精細的研究，認為應作客觀的分析。孫滌調查了許多臺灣地區的大企業家，他們幾乎都承認，當時若沒有錢莊的幫助，難以有今天的局面。因為在他們創業之時，同樣面臨著無法取得國營銀行xxx的困擾。最近，復旦大學的張軍博士也受北京天則研究所之托，前往溫州進行民間信用交易的案例分析，我們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修正我們以往的常識，拓寬我們的思路。

同樣，在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上，也有一個對中小企業頗有助益的柜臺交易問題。1994年底，我們在日本采訪時曾遇見一家證券報的社長，他送給我們兩本報社出版的有關柜臺交易的書，并認為大力發展柜臺交易是日本證券市場走出低迷的法寶。他說的可能嚴重了些，但柜臺交易對中小企業有很大的幫助，卻是不爭的事實。道理很簡單，中小企業一般是難以符合集中交易的上市標準的，而柜臺交易的標準相對較低，能解救中小企業創業資金的燃眉之急。至1996年5月底，美國的上柜股票已有5,500家，遠超過集中交易的2,000家。柜臺交易當然需要健全的監管，臺灣地區就有過類似的教訓。但1994年11月，臺灣地區店頭市場改制重建后，情勢大有改觀，到1996年8月底，上柜公司從11家增至66家，上柜資本總額從數百億元增至2,380億元，開戶數從1萬戶增至42萬戶。預計1997年底，上柜家數可達180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