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

亞當.斯密于其著作《國富論》中即已討論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原因與條件。而一直到二十世界初期的主流經濟學家，對于的討論多著重于經濟成長的方面。

在1929年至1939年間，歐美自由經濟國家發生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在歷史中這現象被稱為經濟大蕭條或經濟大恐慌，這經濟大蕭條期間，失業嚴重，產量又下降。

在經濟大蕭條之前，當時主流學者不認為經濟衰退是一個嚴重且長久的現象。這些所謂的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延續著《國富論》的觀點，認為自由市場的價格機能就如同一只全能的黑手（看不見的手），可使經濟平穩的運作。但古典學派有一個極端的看法，就是完全否定了需求不足與失業嚴重存在的可能，其看法以當時法國經濟學家賽依（Jean-BaptisteSay，1767年—1832年）為代表，他認為供給可以創造出同額的需求，而此看法被后人稱為賽依法則（Say'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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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的看法卻與大蕭條時期的經濟狀況不符合。經濟大蕭條持續了將近十年，但嚴重的失業現象卻未曾消失，是故在此背景之下，凱因斯（J.Keynes，1883年—1946年）在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或簡稱為《通論》，而這也代表了現代總體經濟學的開始。凱因斯認為政府應在經濟衰退時提出各種政策以刺激需求，進而達到減緩失業與恢復經濟繁榮的目的。

但到了1970年代，新的總體經濟問題又產生了。在1974年至1975年及1980年至1982年期間，歐美各國陷入二次大戰之后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因石油危機、高通貨膨脹及高失業率產生的問題，逐漸的凱因斯理論受到了另一些不同理論的挑戰。

這些理論包含了以米爾頓?傅利曼（MiltonFriedman，1912年─2006年）為代表的貨幣學派（monetarism）和以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EmersonLucas,Jr.，1937年─）與托馬斯?薩金特(ThomasJ.Sargent，1943年─）為代表的新興古典學派（NewClassicalSchool）或稱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ExpectationSchool）的理論。而米爾頓?傅利曼與小羅伯特?盧卡斯分別于1976年和1995年因此理論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國民收入的水平是如何決定的？宏觀經濟學認為，國民收入的水平，反映著整個社會生產與就業的水平。

宏觀經濟學在解釋經濟周期時，很強調投資的變動的關鍵作用，認為投資的變動往往比消費的變動來得大，指出投資在相當程度上既是收入變動的原因，也是它的結果。它在“解釋”投資的變動與國民收入的變動之間的關系時，提出了“加速數”和“乘數”相互作用的學說。

“加速原理”與“乘數論”所要說明的問題各不相同。“乘數論”是要說明投資的輕微變動何以會導致收入發生巨大的變動，而“加速原理”則要說明收入的輕微變動何以也會導致投資發生巨大變動。但二者所說明的經濟運動又是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的。

宏觀經濟學正是利用所謂“加速數”和“乘數”的相互作用，來“解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據說，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生產和銷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得投資急劇下降，而乘數的作用又使得生產和銷售進一步急劇降減，后者再通過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得投資成為負數(或負投資)。

加速數和乘數的相互作用，加劇了生產萎縮的累積過程。一旦企業的資本設備逐漸被調整到與最低限度的收入相適應的水平，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負投資停止下來，投資狀況的稍許改善也會導致收入重新增長，于是一次新的周期便重新開始。收入的重新增長，又通過加速數的作用，導致新的“引致投資”；后者又通過乘數的作用，促使收入進一步急劇增長，這便開展了經濟擴張的累積過程。這個累積過程會把國民經濟推到“充分就業”的最高限，并從那里彈回來而轉入衰退。

宏觀經濟學討論的價格問題，是一般價格水平，而不是個別產品的價格問題。按照前面講的“國民收入決定”論，一般價格水平主要取決于總需求水平。然而，總需求水平的變動一方面影響著貨幣的供求，另一方面也受貨幣供求變動的巨大影響。所以，貨幣分析在宏觀經濟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宏觀經濟學重視對貨幣供求的分析，不僅在于可通過對貨幣供給、利息率的調節去影響總需求，而且在于貨幣供給的變動與總的物價水平有著密切的關系。關于貨幣供給量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宏觀經濟學著作大多承襲傳統的“貨幣數量說”，只是略加修綴。

許多宏觀經濟學著作者認為傳統“貨幣數量說”過于粗糙，他們把貨幣數量說的基本觀點跟“收入決定”論的基本觀點聯系起來，認為在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以前，貨幣供給的增加，其主要影響將表現在擴大“有效需求”、增加生產(或收入)上對價格水平的影響很小；只有當經濟達到“充分就業”水平之后，這時閑置設備已全部使用，若再增加貨幣供給，已不能再促使產量增加，而只會產生過度需求，形成通貨膨脹缺口，導致物價水平不斷上升，釀成真正的“通貨膨脹”。

這種分析，就是所謂貨幣分析與收入分析相結合的一個重要表現。這種分析表明，不僅政府開支和稅收的變動，而且貨幣供給量的變動，都會對總需求水平(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產生影響。這就為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國民經濟的活動進行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

宏觀經濟學認為政府應該，而且也能夠通過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對總需求進行調節，平抑周期性經濟波動，既克服經濟衰退，又避免通貨膨脹，以實現“充分就業均衡”或“沒有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是相互配合、支持的；但在經濟蕭條、通貨膨脹等不同時期或條件下，二者將采取擴張性或緊縮性的不同對策。

在蕭條時期，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減稅和擴大政府的開支。減稅可以使公司和個人的納稅后收入增加，從而刺激企業擴大投資和個人增加消費；而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擴張將導致總需求增長，以克服經濟蕭條。

擴大政府開支，主要是擴大政府的購買或訂貨，增加公共工程經費和擴大“轉移性支付”，目的是通過擴大公私消費，以刺激投資。這種擴張性財政政策勢必導致財政赤字。根據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學說”，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是一種“小于充分就業均衡”。因而擴張性的赤字預算，也就成了戰后西方國家政府的常備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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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幣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擴大貨幣供給量和降低利息率。這些措施包括：在公開市場上購進政府債券，把更多的準備金注入商業銀行。商業銀行的準備金增加后，就可擴大對企業和個人的xxx，從而擴大貨幣供給量，降低貼現率，刺激投資，從而增加總需求。

通貨膨脹時期，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依然運用上面所介紹的那些政策工具，只是朝著和上述相反的方向，即按著緊縮性方式而不是按擴張性方式來加以運用。西方經濟學界開始企圖用供給分析來補充需求分析的不足，在宏觀經濟分析中探討微觀經濟基礎，出現了一種供給分析與需求分析相綜合、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相結合的新動向。

宏觀經濟學建議采用適當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建立獨立的中央銀行等手段，以控制和解決通貨膨脹問題。

宏觀經濟學首先關注一國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指的是一國生產潛力的增長。一國生產潛力的增長是決定其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增長率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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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一：人們面臨交替關系

關于作出決策的xxx課可以歸納為一句諺語：“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為了得到我們喜愛的一件東西，通常就不得不放棄另一件我們喜愛的東西。作出決策要求我們在一個目標與另一個目標之間有所取舍。

我們考慮一個學生必須決定如何配置她的最寶貴的資源棗時間。她可以把所有的時間用于學習經濟學；她可以把所有的時間用于學習心理學；她也可以把時間分配在這兩個學科上。她把某一個小時用于學習一門課時，她就必須放棄本來可以學習另一門課的一小時。而且，對于她用于學習一門課的每一個小時，她都要放棄本來可用于睡眠、騎車、看電視或打工賺點零花錢的時間。

還可以考慮父母決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家庭收人。他們可以購買食物。衣服，或全家度假。或者他們也可以為退休或孩子的大學教育儲蓄一部分收人。當他們選擇把額外的一美元用于上述物品中的一種時，他們在某種其他物品上就要少花一美元。

當人們組成社會時，他們面臨各種不同的交替關系。典型的交替關系是“大炮與黃油”之間的交替。我們把更多的錢用于國防以保衛我們的海岸免受外國入侵（大炮）時，我們能用于提高國內生活水平的個人物品的消費（黃油）就少了。在現代社會里，同樣重要的是清潔的環境和高收人水平之間的交替關系。要求企業減少污染的法律增加了生產物品與勞務的成本。由于成本高，結果這些企業賺的利潤少了，支付的工資低了，收取的價格高了，或者是這三種結果的某種結合。因此，盡管污染管制給予我們的好處是更清潔的環境，以及由此引起的健康水平提高，但其代價是企業所有者、工人和消費者的收人減少。

社會面臨的另一種交替關系是效率與平等之間的交替。效率是指社會能從其稀缺資源中得到最多東西。平等是指這些資源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給社會成員。換句話說，效率是指經濟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這塊蛋糕。在設計政府政策的時候，這兩個目標往往是不一致的。

例如，我們來考慮目的在于實現更平等地分配經濟福利的政策。某些這類政策，例如，福利制度或失業保障，是要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社會成員。另一些政策，例如，個人所得稅，是要求經濟上成功的人士對政府的支持比其他人更多。雖然這些政策對實現更大平等有好處，但它以降低效率為代價。當政府把富人的收人再分配給窮人時，就減少了對辛勤工作的獎勵；結果，人們工作少了，生產的物品與勞務也少了。換句話說，當政府想要把經濟蛋糕切為更均等的小塊時，這塊蛋糕也就變小I。

認識到人們面臨交替關系本身并沒有告訴我們，人們將會或應該作出什么決策。一個學生不應該僅僅由于要增加用于學習經濟學的時間而放棄心理學的學習。社會不應該僅僅由于環境控制降低了我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不再保護環境。也不應該僅僅由于幫助窮人扭曲了工作激勵而忽視了他們。然而，認識到生活中的交替關系是重要的，因為人們只有了解他們可以得到的選擇，才能作出良好的決策。

原理二：某種東西的成本是為了

得到它而放棄的東西

由于人們面臨著交替關系，所以，作出決策就要比較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的成本與收益。但是，在許多情況下，某種行動的成本并不像乍看時那么明顯。

例如，考慮是否上大學的決策。收益是使知識豐富和一生擁有更好的工作機會。但成本是什么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你會想到把你用于學費、書籍、住房和伙食的錢加總起來。但這種總和并不真正地代表你上一年大學所放棄的東西。

這個答案的xxx個問題是，它包括的某些東西并不是上大學的真正成本。即使你離開了學校，你也需要有睡覺的地方，要吃東西。只有在大學的住宿和伙食比其他地方貴時，貴的這一部分才是上學的成本。實際上，大學的住宿與伙食費可能還低于你自己生活時所支付的房租與食物費用。在這種情況下，住宿與伙食費的節省是上大學的收益。

這種成本計算的第二個問題是，它忽略了上大學xxx的成本是你的時間。當你把一年的時間用于聽課、讀書和寫文章時，你就不能把這段時間用于工作。對大多數學生而言，為上學而放棄的工資是他們受教育的xxx單項成本。

一種東西的機會成本是為了得到這種東西所放棄的東西。當作出任何一項決策，例如，是否上大學時，決策者應該認識到伴隨每一種可能的行動而來的機會成本。實際上，決策者通常是知道這一點的。那些上大學年齡的運動員如果退學而從事職業運動就能賺幾百萬美元，他們深深認識到，他們上大學的機會成本極高。他們往往如此決定：不值得花費這種成本來獲得上大學的收益。這一點兒也不奇怪。

原理三：理性人考慮邊際量

生活中的許多決策涉及到對現有行動計劃進行微小的增量調整。經濟學家把這些調整稱為邊際變動。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可以通過考慮邊際量來作出最優決策。

例如，假設一位朋友請教你，他應該在學校上多少年學。如果你給他用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人的生活方式與一個沒有上完小學的人進行比較，他會抱怨這種比較無助于他的決策。你的朋友很可能已經受過某種程度的教育，并要決定是否再多上一兩年學。為了作出這種決策，他需要知道，多上一年學所帶來的額外收益和所花費的額外成本。通過比較這種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他就可以評價多上一年學是否值得。

再舉一個考慮邊際量如何有助于作出決策的例子，考慮一個航空公司決定對等退票的乘客收取多高的價格。假設一架200個座位的飛機橫越國內飛行一次，航空公司的成本是10萬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座位的平均成本是10萬美元／200，即500美元。有人會得出結論：航空公司的票價決不應該低于500美元。

但航空公司可以通過考慮邊際量而增加利潤。假設一架飛機即將起飛時仍有10個空位。在登機口等退票的乘客愿意支付300美元買一張票。航空公司應該賣給他票嗎？當然應該。如果飛機有空位，多增加一位乘客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雖然一位乘客飛行的平均成本是500美元，但邊際成本僅僅是這位額外的乘客將消費的一包花生米和一罐汽水的成本而已。只要等退票的乘客所支付的錢大于邊際成本，賣給他機票就是有利可圖的。

正如這些例子說明的，個人和企業通過考慮邊際量將會作出更好的決策。只有一種行動的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一個理性決策者才會采取這項行動。

原理四：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

由于人們通過比較成本與收益作出決策，所以，當成本或收益變動時，人們的行為也會改變。這就是說，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例如，當蘋果的價格上升時，人們就決定多吃梨少吃蘋果，因為購買蘋果的成本高了。同時，蘋果園主決定雇傭更多工人并多摘蘋果，因為出售蘋果的收益也高了。

對設計公共政策的人來說，激勵在決定行為中的中心作用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往往改變了私人行動的成本或收益。當決策者未能考慮到行為如何由于政策的原因而變化時，他們的政策就會產生他們意想不到的效果。

舉個例子來說明這種不想要的效果，考慮一下有關安全帶和汽車安全的公共政策。在50年代有安全帶的汽車很少。現在所有的汽車都有安全帶，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公共政策。60年代后期，拉爾夫·納德爾（RalphNader）的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引起公眾對汽車安全的關注。國會的反應是通過立法要求汽車公司生產包括安全帶在內的各種安全設備，安全帶成為所有新汽車的標準設備。

安全帶的法律如何影響汽車安全呢？直接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由于所有汽車都有安全帶，更多的人系安全帶，重大車禍發生時存活的概率提高了。從這種意義上說，安全帶拯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安全帶對安全的這種直接影響正是國會要求有安全帶時的動機。

但是，要完全了解這個法律的影響就必須認識到，人們由于他們所面臨的激勵而改變了自己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的行為是駕駛員開車時的速度和謹慎程度。緩慢而謹慎地開車是有代價的，因為這要耗費駕駛員的時間和精力。當決定謹慎開車的程度時，理性人要比較謹慎開車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當提高安全程度的收益高時，他們就會更慢、更謹慎地開車。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們在道路有冰時會比道路干凈時更緩慢而謹慎地開車。

現在來考慮安全帶法律如何改變了一個理性駕駛員的成本一收益計算。安全帶降低了駕駛員的車禍代價，因為它們減少了傷亡的概率。因此，安全帶法律減少了緩慢而謹慎地開車的收益。人們對安全帶的反應和對道路狀況改善的反應一樣是更快更放肆地開車。這樣，安全帶法律最終的結果是更多的車禍次數。

這個法律如何影響開車死亡的人數呢？系安全帶的駕駛員在任何一次車禍中存活的可能性更大，但他們更可能發現他們的車禍更多了。凈效應是不確定的。此外，安全開車程度的下降對行人（以及沒有系安全帶的駕駛員）顯然有不利的影響。他們會由于這一法律而有危險，因為他們很可能發現自己遇上了車禍而又沒有安全帶的保護。因此，安全帶的法律傾向于增加行人死亡的數量。

乍一看，這種關于激勵與安全帶的討論似乎是毫無根據的猜測。但是，經濟學家薩姆·佩茲曼（SamPeltzman）在197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明了，實際上汽車安全法有許多這類意想不到的影響。根據佩茲曼的證據，這些法律減少了每次車禍的死亡人數而增加了車禍的次數。凈結果是駕駛員死亡人數變動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數增加了。

佩茲曼對汽車安全的分析僅僅舉出了人們對激勵作出反應的一般原理的一個例子。經濟學家研究的許多激勵要比汽車安全法的激勵更為直接。例如，沒有一個人對向蘋果征稅會引起人們少買蘋果感到驚訝。然而，正如安全帶的例子所說明的，政策有時也會有事先并不明顯的影響。在分析任何一種政策時，不僅應該考慮直接影響，而且還應該考慮激勵發生作用的間接影響。如果政策改變了激勵，它就將使人們改變自己的行為。

即問即答列出并簡要解釋個人作出決策的四個原理。

人們如何相互交易(返回)

前四個原理討論了個人如何作出決策。在我們人生的旅途中，我們的

許多決策不僅影響我們自己，而且還影響其他人。以下三個原理是關于人們如何互相交易的。

原理五：貿易能使每個人狀況更好

也許你在新聞中聽到過，在世界經濟中日本人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在某些方面，這是真的，因為美國和日本企業生產許多相同的產品。福特公司和豐田公司在汽車市場上爭奪同樣的顧客。康柏公司和東芝公司在個人電腦市場上爭奪同樣的顧客。

但在思考國家之間的競爭時，這種想法很容易成為誤導。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并不像體育比賽一樣，一方贏而另一方輸。實際上，事實正好相反：兩國之間的貿易可以使每個國家的狀況都變得更好。

為了說明原因，我們考慮貿易如何影響你的家庭。當你的一個家庭成員找工作時要與也在找工作的其他家庭成員競爭。當各個家庭購物時，他們也相互競爭，因為每個家庭都想以最低的價格購買xxx的東西。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經濟中每個家庭都與所有其他家庭競爭。

盡管有這種競爭，但把你的家庭與所有其他家庭隔絕開來并不會過得更好。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的家庭就必須自己種糧食，自己做衣服，蓋自己住的房子。顯然，你的家庭在與其他家庭交易的能力中受益匪淺。無論是在耕種。做衣服或蓋房子方面，貿易使每個人可以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活動。通過與其他人交易，人們可以按較低的價格買到各種各樣的物品與勞務。

國家和家庭一樣也從相互交易的能力中獲益。貿易使各國可以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活動，并享有很多的各種各樣物品與勞務。日本人和法國人、埃及人與巴西人一樣，既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又是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伙伴。

原理六：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

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可能是本世紀后半期世界上最重要的變化。共產主義國家運行的前提是，政府的中央計劃者能在最正確的位置上指導經濟活動。這些計劃者決定生產什么物品與提供何種勞務，生產多少，以及誰來生產和消費這些物品與勞務。支撐中央計劃的理論是，只有政府才能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福利的方式組織經濟活動。

現在大部分曾經是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已經放棄了這種制度，并努力發展市場經濟。在一個市場經濟中，中央計劃者的決策被千百萬企業和家庭的決策所取代。企業決定雇傭誰和生產什么。家庭決定為哪家企業工作，以及用自己的收人買什么。這些企業和家庭在市場上相互交易，價格和個人利益引導著他們的決策。

乍一看，市場經濟的成功是一個謎。千百萬利己的家庭和企業分散作出決策似乎會引起混亂。但事實并非如此。事實已經證明，市場經濟在以一種促進普遍經濟福利的方式組織經濟活動方面非常成功。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Smith）在他1776年的著作《國富論》中提出了全部經濟學中最有名的觀察結果：家庭和企業在市場上相互交易，他們仿佛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市場結果。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釋這只看不見的手如何施展它的魔力。當你學習經濟學時，你將會知道，價格就是看不見的手用來指引經濟活動的工具。價格既反映了一種物品的社會價值，也反映了生產該物品的社會成本。由于家庭和企業在決定購買什么和出賣什么時關注價格，所以，他們就不知不覺地考慮到了他們行動的社會收益與成本。結果，價格指引這些個別決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實現了整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結果。

關于看不見的手在指引經濟活動中的技巧有一個重要推論：當政府阻止價格根據供求自發地調整時，它就限制了看不見的手協調組成經濟的千百萬家庭和企業的能力。這個推論解釋了為什么稅收對資源配置有不利的影響：稅收扭曲了價格，從而扭曲了家庭和企業的決策。這個推論還解釋了租金控制這類直接控制價格的政策所引起的更大傷害。而且，這個推論也解釋了共產主義的失敗。在共產主義國家中，價格不是在市場上決定的，而是由中央計劃者指定。這些計劃者缺乏那種在價格對市場力量自由地作出反應時反映在價格中的信息。中央計劃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們在管理經濟時把市場上那只看不見的手縛起來了。

原理七：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

雖然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但這個規律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政府干預經濟的原因有兩類：促進效率和促進平等。這就是說，大多數政策的目標不是把經濟蛋糕做大，就是改變蛋糕的分割。

看不見的手通常會使市場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是，由于各種原因，有時看不見的手不起作用。經濟學家用市場失靈這個詞來指市場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情況。

市場失靈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外部性。外部性是一個人的行動對旁觀者福利的影響。污染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一家化工廠并不承擔它排放煙塵的全部成本，它就會大量排放。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可以通過環境保護來增加經濟福利。

市場失靈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市場勢力。市場勢力是指一個人（或一小群人）不適當地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例如，假設鎮里的每個人都需要水，但只有一口井。這口井的所有者對水的銷售就有市場勢力棗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一個壟斷者。這口井的所有者并不受殘酷競爭的限制，而正常情況下看不見的手正是以這種競爭來制約個人的私利。你將會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規定壟斷者收取的價格有可能提高經濟效率。

看不見的手也不能確保公平地分配經濟成果。市場經濟根據人們生產其他人愿意買的東西的能力來給予報酬。世界上最優秀的籃球運動員賺的錢比世界上’l最優秀的棋手多，只是因為人們愿意為看籃球比賽比看象棋比賽付更多的錢。看不見的手并沒有保證每個人都有充足的食品，體面的衣服和充分的醫療保健。許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稅和福利制度）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更平等的經濟福利分配。

我們說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并不意味著它總能這樣。公共政策并不是天使制定的，而是由極不完善的政治程序制定的。有時所設計的政策只是為廠有利于政治上有權勢的人。有時政策由動機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xxx制定。學習經濟學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你判斷，什么時候一項政府政策適用于促進效率與公正，而什么時候不行。

即問即答列出并簡要解釋關于經濟相互交易的三個原理。

整體經濟如何運行(返回)

我們從討論個人如何作出決策開始，然后考察人們如何相互交易。所有這些決策和相互交易共同組成了“經濟”。后三個原理涉及到整體經濟的運行。

原理八：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它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

世界各國生活水平的差別是驚人的。1993年，平均美國人的收人為2．5萬美元。同一年，平均墨西哥人的收人為7000美元，而平均尼日利亞人的收人為1500美元。毫不奇怪，這種平均收人的巨大差別反映在生活質量的各種衡量指標上。高收人國家的公民比低收入國家的公民擁有更多電視機、更多汽車、更好的營養、更好的醫療保健，以及更長的預期壽命。

隨著時間推移，生活水平的變化也很大。在美國，從歷史上看，收人的增長每年為2％左右（根據生活費用變動進行調整之后）。按這個比率，平均收人每35年翻一番。在一些國家，經濟增長甚至更快。例如，在日本，近20年間平均收入翻了一番，而韓國在近10年間平均收入翻了一番。

用什么來解釋各國和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呢？答案之簡單出人意料之外。幾乎所有生活水平的變動都可以歸因于各國生產率的差別棗這就是一個工人一小時所生產的物品與勞務量的差別。在那些每單位時間工人能生產大量物品與勞務的國家，大多數人享有高生活水平；在那些工人生產率低的國家，大多數人必須忍受貧困的生活。同樣，一國的生產率增長率決定了平均收人增長率。

生產率和生活水平之間的基本關系是簡單的，但它的意義是深遠的。如果生產率是生活水平的首要決定因素，那么，其他解釋的重要性就應該是次要的。例如，有人想把上個世紀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歸功于工會或最低工資法。但美國工人的真正英雄行為是他們提高了生產率。另一個例子是，一些評論家聲稱，美國近年來收人增長放慢是由于日本和其他國家日益激烈的競爭。但真正的敵人不是來自國外的競爭，而是美國生產率增長的放慢。

生產率與生活水平之間的關系對公共政策也有深遠的含義。在考慮任何一項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我們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為了提高生活水平，決策者需要通過讓工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擁有生產物品與勞務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獲取xxx技術的機會o

例如，過去10年間美國許多爭論集中在政府的預算赤字上棗政府的支出超過了政府收人。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對預算赤字的關注主要根一據它對生產率的不利影響。當政府需要為預算赤字籌資時，它就要在金融市場上借錢，這就像學生要借錢為上大學籌資，或者企業要借錢為新工廠籌資一樣。因此，當政府借錢為赤字籌資時，就減少了其他xxx者所能得到的資金量。這樣，預算赤字就減少了人力資本（學生的教育）和物質資本（企業的工廠）的投資。由于現在的低投資意味著未來的低生產率，因此，一般認為預算赤字抑制了生活水平的增長。

原理九：當政府發行了過多貨幣時，物價上升

1921年1月，德國一份日報價格為0．3馬克。不到兩年之后，1922年11月，一份同樣的報紙價格為7000萬馬克。經濟中所有其他價格都以類似的程度上升。這個事件是歷史上最驚人的通貨膨脹的例子，通貨膨脹是經濟中物價總水平的上升。

雖然美國從未經歷過接近于德國20世紀20年代的情況，但通貨膨脹有時也成為一個經濟問題。例如，70年代期間，物價總水平翻了一番還多，杰拉德·福特（DeraldFord）總統稱通貨膨脹是“公眾的頭號敵人”。與此相比，在叨年代，通貨膨脹是每年3％左右；按這個fL率，物價20多年才翻一番。由于高通貨膨脹給社會帶來了各種代價，所以世界各國都把保持低通貨膨脹作為經濟政策的一個目標。

什么引起了通貨膨脹？在大多數嚴重或持續的通貨膨脹情況下，罪魁禍首結果總是相同的棗貨幣量的增長。當一個政府創造了大量本國貨幣時，貨幣的價值下降了。在20年代初的德國，當物價平均每月上升3倍時，貨幣量每月也增加了3倍。美國的情況雖然沒有這么嚴重，但美國經濟史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7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與貨幣量的迅速增長是相關的，而叨年代的低通貨膨脹與貨幣量的緩慢增長也是相關的。

原理十：社會面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短期交替關系

如果通貨膨脹這么容易解釋，為什么決策者有時卻在使經濟免受通貨膨脹之苦上遇到麻煩呢？一個原因是人們通常認為降低通貨膨脹會引起失業暫時增加。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這種交替關系被稱為菲利普斯曲線，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xxx個研究了這種關系的經濟學家而命名的。

在經濟學家中菲利普斯曲線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大多數經濟學家現在接受了這樣一種思想：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存在短期交替關系。根據普遍的解釋，這種交替關系的產生是由于某些價格調整緩慢。例如，假定政府減少了經濟中的貨幣量。在長期中，這種政策變動的惟一后果是物價總水平將下降。但并不是所有的價格都將立即作出調整。在所有企業都印發新目錄，所有工會都作出工資讓步，以及所有餐館都印了新菜單之前需要幾年時間。這就是說，可以認為價格在短期中是粘性的。

由于價格是粘性的，各種政府政策都具有不同于長期效應的短期效應。例如，當政府減少貨幣量時，它就減少了人們支出的數量。較低的支出與居高不下的價格結合在一起就減少了企業銷售的物品與勞務量。銷售量減少又引起企業解雇工人。因此，”對價格的變動作出完全的調整之前，貨幣量減少就暫時增加了失業。

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交替關系只是暫時的，但可以持續數年之久。因此，菲利普斯曲線對理解經濟中的許多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決策者在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時可以利用這種交替關系。短期中決策者可以通過改變政府支出量、稅收量和發行的貨幣量來影響經濟所經歷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的結合。由于這些貨幣與財政政策工具具有如此大的潛在力量，所以，決策者應該如何運用這些工具來控制經濟，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經濟模型可以用于分析許多領域的決策。我們把有些領域歸入微觀經濟學中，而把其他領域歸入宏觀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研究家庭和企業如何做出選擇，它們如何在市場上相互作用，以及政府如何試圖影響它們的選擇。微觀經濟學問題包括解釋消費者如何應對產品價格的變化以及企業如何決定收取什么樣的價格。微觀經濟學還涉及到政策問題，如分析減少未成年人吸煙的最有效方法，分析批準銷售一種新處方藥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分析降低空氣污染的最有效方法。

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研究作為整體的經濟，包括諸如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增長這樣一些問題。宏觀經濟學問題包括解釋為什么經濟會經歷衰退和失業不斷增加的時期，以及為什么在長期內有些經濟體比其他經濟體增長得快得多。宏觀經濟學也涉及政策問題，如政府干預能否降低衰退的嚴重性。

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的區分并不是嚴格且固定不變的。許多經濟情況既涉及微觀經濟也涉及宏觀經濟的層面。例如，企業投資于新機器和設備的總體水平有助于確定經濟增長的速度—這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但要了解企業決定購買多少新的機器設備，我們又需要分析單個企業所面臨的激勵—而這是一個微觀經濟問題。

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差距是他們研究的對象和經濟變量不同。微觀經濟學研究單個市場，而宏觀經濟學研究總量市場，并體現產量和價格上。從微觀經濟學看，描述電視市場可以簡單地用電視臺數作為產量，電視價格也是單一，不存在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宏觀經濟學研究的總量市場的總產量包括電視在內所有市場和勞務的產量，所以如何衡量總產量本身就成為一個問題。

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1）研究對象不同。

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如家庭、廠商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J亨德遜（JHenderson）所說居民戶和廠商這種單個單位的最優化行為奠定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則是整個經濟，研究整個經濟的運行方式與規律，從總量上分析經濟問題。正如薩繆爾遜所說，宏觀經濟學是根據產量、收入、價格水平和失業來分析整個經濟行為。美國經濟學家E夏皮羅（EShapiro）則強調了宏觀經濟學考察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功能。

（2）解決的問題不同。

微觀經濟學要解決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以實現個體效益的xxx化。宏觀經濟學則把資源配置作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會范圍內的資源利用問題，以實現社會福利的xxx化。

（3）研究方法不同。

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個量分析，即研究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則是總量分析法，即對能夠反映整個經濟運行情況的經濟變量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進行分析。這些總量包括兩類，一類是個量的總和，另一類是平均量。因此，宏觀經濟學又稱為總量經濟學。

（4）基本假設不同。

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市場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認為“看不見的手”能自由調節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宏觀經濟學則假定市場機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調節經濟，通過“看得見的手”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陷。

（5）中心理論和基本內容當然也不同。

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還包括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理論、分配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市場理論、產權理論、福利經濟學、管理理論等。宏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則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還包括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與經濟增長理論、開放經濟理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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