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 全名馬克西米利安·卡爾·埃米爾·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年出生，德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韋伯是一位少有的跨學科奇才，也被稱為“歐洲文化之子”。

1864年 4月21日，韋伯出生于德國中部漢撒埃爾福特鎮，是父親老韋伯和母親海倫娜的長子。幼年時從一次腦膜炎病患中僥幸生存下來，身體一直十分羸弱。1869年，韋伯舉家遷居普魯斯王國首都柏林。老韋伯來自德國西部亞麻商和紡織廠主家族，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律師，并投身政治。老韋伯是右翼自由黨活躍的政治人物，在市議會、普魯士邦議會和帝國新國會都有席位。海倫娜是典型資產階級中上階層家庭主婦，虔誠的新教基督徒。總是竭盡所能為陷于窮苦境地的人們提供幫助和救濟。相比父親，韋伯和母親的感情更為親近，海倫娜常常親密地稱呼為“我的長女”。老韋伯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聯系、富裕的家庭，以及來自母親的關懷，造就了智識性刺激的氛圍，對韋伯成長起了重要作用。

韋伯很早展露出在智識上的興趣，少年時寫過論及德國歷史發展和德皇、教皇地位的歷史論文，并把希伯來語學習到能夠輕松閱讀《舊約》原文的程度。韋伯喜歡讀庫爾提烏斯《希臘史》、蒙森和特賴奇克著作、美國史和黑恩《人工植被與家畜》，并做了大量讀書筆記。利用大學預科上課時間，韋伯讀完了四十卷《歌德文集》。1882年，韋伯進入海德堡大學攻讀法律專業。對文學、經濟學和哲學等人文科學都有涉獵，次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韋伯進入柏林大學攻讀法律，學術關注集中在經濟史和法律史的交叉領域。1889年，完成博士論文《中世紀貿易公司的歷史》。其博士后論文《羅馬農業史》，至今仍是美國許多高校經濟系學生必讀書目之一。

馬克斯·韋伯(左)與兩個弟弟

1891年，韋伯完成大學講師資格論文《羅馬農業制度的歷史對羅馬公法與私法的重要性》，在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不久獲得國家律師資格。1892年，韋伯學術重心從法學轉向經濟學，并受“社會政策研究會”委托，分析德國東部農業社會結構變遷及其對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開始對德國政治經濟轉型的具體分析。在繁重的學術和教學之外，韋伯還為政府機構和民間團體進行有關證券交易所和東部莊園的特別研究。1893年，與老韋伯家遠親瑪麗安妮結婚。1894年，年僅30歲的韋伯被弗萊堡大學聘任為經濟學正教授。其就職演說《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闡明對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及其與政治的關系的看法，強調“經濟科學是一門政治科學”，在思想界引起騷動。兩年后，韋伯發表《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在海德堡大學獲得講座教席，成為這所著名學府中最為年輕的教授之一。

1897年，33歲的韋伯經歷了xxx次嚴重的精神崩潰。韋伯的精神崩潰似乎有某種家族遺傳史，直接觸發原因是韋伯為了維護母親，和老韋伯發生了激烈爭吵，不久后老韋伯去世。在從西班牙回海德堡的歸程中，韋伯開始發燒不退，被內疚、緊張、疲憊和焦慮所壓倒，身體出現官能性不適。1898年至1899年間，開始情緒失控。韋伯被迫停止一切教學、研究與政治活動，多次到意大利及南歐各地旅游。1904年的美國旅游對新大陸都市和工商業的觀察，奠定了韋伯研究新教與資本主義關系的基礎。海德堡大學特準全薪休假，但韋伯不能接受自己無法對工作履行全職的狀態，最終辭職修養。在妻子瑪麗安妮照料和陪伴下，韋伯忍受著斷斷續續的精神折磨，整整四年無法正常思考、讀書和寫作。

在和周期性精神崩潰的角力中，韋伯的學術生活邁入嶄新階段，研究成果數量攀升。1904年，韋伯的研究主題包括普魯斯容克貴族莊園、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以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次年，韋伯自學俄文研究俄國xxx、發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2)》。1909年，韋伯將舊文《古典西方農業社會狀況》擴展為長篇專著出版并出任《社會經濟學大系》主編。韋伯以“只有西方有和聲音樂”為出發點，開始進行西方與非西方宗教文化比較研究。1915年，開始發表系列比較研究成果《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之《儒教與道教》《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之《印度教與佛教》《印度教與佛教(續)》《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之《古代猶太教》。1917年。在慕尼黑發表著名演講《以學術為志業》《以政治為志業》(后合編為《學術與政治》)，帶給多人觸動與感召，以及在認清現實中種種不利因素后仍決定投身學術的一份清醒的確定。其后，韋伯陸續發表《論新政治秩序下德國的議會與政府》《帝國總統制》。1919年，韋伯作為德國代表團專家身份參與凡爾賽和談。此間，韋伯要求魯登道夫為德國參謀部所犯下的政治錯誤負責，“犧牲自己，挽回國家榮譽。”其后，馬克斯·韋伯參與了制定戰后德國新憲法《魏瑪憲法》，并完成了《古代猶太教(續完)》。

少年時期的馬克斯·韋伯

1920年 6月14日晚，韋伯在慕尼黑病逝。韋伯之后，再無人像他那樣對社會科學基本問題奉獻理智、耐心以及幾近狂熱的獻身精神。在韋伯墓碑上，鐫刻著遺孀瑪麗安妮為其從《浮士德》挑選的一句話：塵世一切皆寓言，自此吾輩再無君。

德國學者沃爾夫岡·蒙森稱：西方學界營造了一個神話，竟然極度冷落了韋伯這位天然領袖。然而，瑪麗安妮卻始終堅信韋伯是一個偉人。她花費六七年精力整理出版了韋伯各種文集：1921年出版《政治論文集》、1922年出版《學術理論論文集》和未完成的遺稿《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1924年出版《社會史與經濟史論文集》和《社會學和社會政策論文集》。韋伯全面表述社會學觀點和對現代文明本質見解的巨作《經濟與社會》，1921年首次出版，四年后瑪麗安妮再次進行了重新修訂。

1927年，弗蘭克·奈特將韋伯《經濟史》譯為英文出版。結構功能學派創立人帕森斯以研究韋伯論文獲得博士學位，1930年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譯成英文出版。帕森斯成名作《社會行動的結構》，系統論述了韋伯的理論貢獻。從此，韋伯開始在國際學界聞名并逐步走向巔峰。1964年，海德堡國際社會學大會一致認為，韋伯在社會學方面與馬克思、迪爾凱姆齊名，是社會學“經典作家”。1998年，國際社會學協會445名成員投票表決，《經濟與社會》被選為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學著作。

韋伯思想似一個巨大的謎團，不僅令同時代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也同樣使當今世界眾多學者難以把握。韋伯以其特有的對人類命運的關懷彰顯了思想智慧，學術理論埋藏著豐富的哲學意蘊。韋伯從文化史角度探討世俗社會與宗教及東西方社會諸現象的文化根源，其理論既為學界所推崇，又被后世所質疑，但從未撼動韋伯理論的根基。韋伯理論學說龐雜深奧，很難歸于某一類。依據《牛津手冊之馬克斯·韋伯篇》分類方式，以下分五個大類簡要介紹韋伯主要理論思想。

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志業手稿

經濟倫理 韋伯經濟倫理包括神圣的天職觀、理性的資本主義精神、新教的禁欲主義倫理三個方面。新教徒對職業的態度是在勞動中力求全力奮斗，時刻提防惰性侵蝕自身，使得資本主義精神得以產生和發展；理性資本主義精神實質上就是賴于有規律的市場經濟體制，用理性的合法手段謀求利益的經濟活動形式，是近代歐美資本主義的普遍特質；所有新教教派都信奉一種核心思想為“禁欲主義”的倫理價值觀，新教徒一方面通過辛勤勞作來不斷追求最大化利潤，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勤儉節約、理性支配財富，這種進大于出的經濟行為導致了資本迅速增長，進而使近代資本主義飛速發展得充足的物質基礎保障。

自由主義 韋伯自由主義思想主要從三個方面體現，首先是德國問題的獨特性引發了韋伯不同于英美傳統自由主義對個人自由的關注，即在資本主義和官僚制的大勢所趨情形下個人自由受到威脅；其次是韋伯針對俄國和德國而提出的憲政構想，即議會民主制和聯邦制；最后是韋伯獨特的議會民主制思想，即議會制與民主制是對立統一的。也正是因為受到傳統自由主義理論家樂觀的理想主義歷史觀影響，與韋伯所看到的充滿沖突的世界矛盾，難免會讓人悲觀失落。從這個角度看，韋伯又是“絕望的自由主義者” 。

社會控制 韋伯通過官僚制(也譯為科層制)概括和對社會分層的多維解釋，來理解社會結構是通過什么將這樣零散的個人和群體組織起來、并形成一種社會秩序的。至于社會的偏差行為，韋伯從社會分層的結構沖突進行判定，與馬克思相似，韋伯也提出了階級觀點，傾向于沖突條件的研究，對實力政治持肯定態度。關于秩序在工具論與理念兩方面的多維論述，揭示了社會控制的可能。關于宗教的世俗化與工業發展除魅的理性化，勾勒出在社會發展方向性的意志下所演化出來的一種進步秩序。

組織結構 韋伯提出的三種權威使組織呈現出三種不同類型：傳統型權威所構成的家長制組織，不是建立在成文規范和法定程序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式的個人忠誠基礎上，這種組織的內部關系是一種主仆關系。魅力型權威所構成的個人崇拜組織，基本特征是沒有程序規則，缺乏等級和部門分工，因而沒有穩固的制度基礎，不可能持久。法理型權威所構成的官僚組織(也稱科層組織)，建立在人們對規章體系的理性信任基礎上。所謂“官僚”，是就組織成員是專門化的職業管理人員而言。只有傳統組織和官僚組織才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個人崇拜組織與這兩種組織差異極大，它可以破壞一個舊世界，而無法建立一個新世界。在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官僚組織是對大規模社會群體進行有效管理的基本形態。

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著作

政治觀 韋伯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應是建立在利他主義的基礎上，倫理考慮是這一學科與政策實踐的基石。韋伯指出，政治經濟學是服從于政治目的的“政治的仆人”。在思考有關民族國家經濟政策的價值問題上，韋伯提出判定政策的終極標準是國家意志(國家理由)。另一方面，韋伯通過思考德國經濟權力與民族政治領導權的關系問題，表達了政治理想與政治嗅覺。在韋伯看來，社會政治(或社會政策)是針對國家有關社會狀況做出的立法和采取的措施，不僅涉及立法規則和措施作為技術手段的有效性，也關乎研究者和立法者對問題的道德判斷，以及對這些技術手段客觀性的認識。

權威理論 韋伯認為，有社會組織的地方就有統治和管理，有統治和管理就得有統治的道理，人們服從統治的道理就構成了權威。權威能消除混亂，帶來秩序，實現組織目標，推進社會發展。韋伯是對權威進行理論剖析的xxx人。韋伯對權威進行了歷史考察，認為正當的(或稱為合法的)權威不外乎三種歷史形態：即傳統型權威、魅力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傳統型權威是一種最古老的權威形式，來自于習俗、慣例、經驗、祖訓等等。魅力型權威又可稱之為超人權威或神授權威，建立在非凡人格、英雄氣概、創業奇跡基礎上，來自于對領袖個人魅力的崇拜。法理型權威又可稱之為法定權威，是建立在相信規章制度和行為規則的合法性基礎之上。韋伯認為，組織與權威的關系密切，任何一種形式的組織都以某種形式的權威作為基礎，沒有權威，組織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這即就是著名的權威理論。

三大隱喻 韋伯論著中“世界除魔”“諸神斗爭”和“鐵的牢籠”三大隱喻，體現了現代社會的特征及其困境。宗教理性主義孕育出支配現世的生活方式，宗教世界觀理性化過程中與科學技術理性主義相關聯。由于宗教世界觀的瓦解，價值領域呈現出無序狀態，即所謂“諸神斗爭”的局面——科學理性主義雖然取代了宗教理性主義成為解釋和操縱世界的根本原則，但由于受到其固有的價值中立限制，不能為任何一種價值提供客觀證明，也無力解決精神形而上的問題；資本主義精神與經濟和技術條件結合后，造就出客觀化的、就事論事的和非人格的社會領域，以資本的自我增殖為目的，實現了形式合理性對效率的要求。這種社會結構禁錮了現代人的內心自由，并且異常堅固，形成“鐵的牢籠”。而現代官僚制卻能夠吸納任何變革因素，理性化的辯證過程被中斷，社會喪失了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因此，“鐵的牢籠”變得異常堅不可摧。

韋伯命題 “在西方文明中才顯現出來的文化現象，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義和普遍價值的發展中，究竟應該歸結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從某種意義上講，韋伯所有研究都致力于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因此，這一發問也被人們稱作“韋伯命題”或者“韋伯之問”。韋伯命題不僅僅是為了回答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為何率先在西方出現的特殊性問題；更是為了通過對不同民族的社會結構、思想文化的多角度比較，探尋一條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歷史進路。與馬克思從社會生產方式的歷史演變角度來探尋人類文明的研究方式不同，韋伯將人類理性作為其研究的理論基點。在韋伯看來，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出現與西方獨特的理性主義傳統密切相關，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應當是一個不斷祛除非理性的理性化過程。

馬克斯·韋伯在勞恩斯坦會議

文化論 韋伯認為文明人的個人生活已被嵌入“進步”和無限之中，就這種生活內在固有的意義而言，它不可能有個終結。因為在進步征途上的文明人，總是有更進一步的可能。無論是誰，至死也不會登上巔峰，因為巔峰是處在無限之中。韋伯的文化論也無法歸入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文化多元比較的視域。韋伯并沒有判定各種文化的高低優劣，每種文化都是一種 “理念型”，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只是通過各種文化的比較來突出某一文化的特質。

工具理性 所謂工具理性就是通過實踐途徑確認工具(手段)的有用性，從而追求事物的xxx功效，為功利的實現服務。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對效率的追求，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在發展工業現代化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具有了真理性，是一種時代的需求。韋伯理論反映了這種需求，同時也適應了歷史性訴求。與韋伯同時代的“科學管理之父”泰羅、法國管理大師法約爾，在他們的管理學體系中，無不體現了對工具理性的追求。相形之下，在古典管理學三位大腕中，韋伯對工具理性的研究最為透徹。

方法論 韋伯學術思想中，方法論學說是影響社會科學和社會思想極為重要的部分，也是理解韋伯社會政策立場的關鍵內容。實證與人文、主觀與客觀、經驗與先驗、一般與個別的矛盾和沖突貫穿于韋伯方法論思想的始終。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是價值關聯、價值中立思想。掌握一個國家社會狀況的客觀知識，是獲得正確實踐知識的前提。在處理社會問題的維度上，行政性的實踐與立法性的實踐二者存在明顯的價值觀差異，也通過實踐結果及其客觀效度呈現出來。在韋伯眼里，人類實踐是各種制度和文化的產物。對社會科學而言，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好價值判斷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正是由于不同社會文化不同、社會情境不同，才導致普適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與實踐不可能是一般化的。對社會科學家和政治家來說，在討論國家政策問題時，應該清楚“事情是什么”與“事情應該是什么”存在本質區別。

馬克斯·韋伯與妻子瑪麗安妮

韋伯一生著述頗豐，并呈現出多重理論光譜，其學術理論研究主要分為四大部分：xxx部分是韋伯博士論文和教授資格考試論文中關注的國民經濟學和經濟史研究，以及對東易北河地區農業工人狀況的系統調查。第二部分是韋伯宗教社會學研究。第三部分是韋伯一般社會學研究。第四部分是韋伯對社會學研究方法論問題的反思。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共分五個章節，首先論述宗教派別與社會分層，探究從人口統計或社會調查中發現的這一現象：工商界xxx、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是新教徒。第二、論述資本主義精神，探究在基督教不同分支中歷史存在過的宗教思想的各自特性和相互差異，對正在試圖對之作出歷史說明的現象的獨特性略加論述。其次是研究路德的天職觀。再者是論述塵世禁欲主義的宗教基礎，研究加爾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禮派這四種主要禁欲主義新教形式的教義。最后一章論述禁欲主義與資本主義。?

《經濟與社會》全面而系統地表述了社會學觀點和對現代文明本質的見解。首先對社會學的定義、對象、方法以及一些基本范疇和概念作了詳細闡釋，統稱為社會學基礎。然后分別又互有交叉地闡述了經濟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思想。書中援引世界歷史資料，把發生在不同時代、不同文明和不同社會中的經濟形式、法律形式、統治形式和宗教形式納入獨特概念體系，分門別類地作出類型化比較研究和系統化因果分析。以現代西方社會為立足點，通過對古今東西方各種文明的比較，突出以理論化為方向的現代西方文明的本質和特征。對經濟、政治、法律和宗教的社會行動和社會制度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分析，試圖對社會行動形成的結構進行闡釋。

《儒教與道教》一書收錄了韋伯《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前三篇，即《導論》《儒教與道教》《過渡研究》。《儒教與道教》是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專注于探索中國社會和西歐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與西方新教的比較，試圖尋找資本主義在中國為什么沒能發展起來的原因。xxx篇導論：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比較宗教社會學初探。第二篇儒教與道教共分八章：城市、君侯與神；封建俸祿國家；行政管理與農業制度；自治、法律與資本主義；士等級；儒教的處世之道；正統與異端(道教)；儒教與清教。第三篇過渡研究：宗教拒世的階段與方向理論。

馬克斯·韋伯-中國宗教研究著作

《以學術為志業》是韋伯在慕尼黑施泰尼克書店報告廳，針對青年學生所作的一次主題演講。韋伯現這場演講從頭到尾都沒看稿子，也沒有停頓索詞之處，正是演講者“長期以來涵泳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的力量當場成篇。韋伯這次演講，似乎故意要抑制聽眾的激情。在這種冷峻的基調下，想要解釋無論做學術還是做政治都是非常困難的，但又是十分有價值的事業。韋伯告誡聽眾，如果你們要期待新的先知、新的救世主，那還早著呢，黑夜還沒有過去。同時又告訴大家，黑夜是等不過去的，在黑夜里，我們仍然應當做自己能做的事。在震撼又發人深省的語詞中，韋伯給滿心期待的聽眾澆上了一盆冷水，用克制卻不乏悲觀的語氣揭示了現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同時，也鼓勵和激發聽眾以審慎與踏實的積極態度參與學術研究。

馬克斯·韋伯其他著述

韋伯一生著述頗豐，其研究橫跨法學、經濟 學、社會學、政治學、宗教學、歷史學、哲學等諸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由此形成一個由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不同視角的學術觀點所組成的充滿張力的龐大理論體系，幾乎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學者都能在韋伯學說中尋找到自己的理論素材和方法論資源。

韋伯著作主要圍繞社會學宗教和政治研究領域，對經濟學領域也作出了貢獻。不僅在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為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典范。在社會學對象方面的論述對后來社會學產生深刻影響，使社會學逐漸變為較成熟的、名副其實的關于社會的科學。《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對宗教社會學最初的研究，對于西方現代政治學的發展影響極大。韋伯是現代社會學奠基人，在組織管理方面有關行政組織的觀點，對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都有著深遠的影響。韋伯不僅考察了組織的行政管理，而且廣泛分析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深入研究了工業化對組織結構的影響。

世人并未給韋伯冠以管理學家的桂冠，但韋伯社會學研究與管理密切相關。提出的權威理論與官僚制組織理論奠定了現代組織理論的基礎。不管是現代企業組織還是政府組織，不管是管理體制還是管理思想，現代管理學深深打上了韋伯烙印。管理離不開組織，韋伯的組織理論，構成了管理學的基石。因而在管理思想發展史上被稱為“組織理論之父”。

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

美國社會學家科瑟對韋伯的學術淵源和成就贊譽說：韋伯的頭腦容量大得驚人，影響他思想的因素多種多樣。他不是哲學家，但在大學讀書時就熟悉大多數古典哲學體系。他不是神學家，但他的著作表明他廣泛閱讀過神學書籍。作為經濟史學家，他幾乎讀遍了這個領域以及經濟理論的一切著作。他具有xxx流的法律頭腦，對法律的歷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對古代史、近代史以及東方社會的歷史具有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當然，他專心研讀過當時所有重要的社會學論著，就連那時還鮮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為他所熟悉。韋伯是最后一批博學者中的一個。

英國社會學家弗蘭克·帕金評價：韋伯就像幾乎和他同時代的迪爾凱姆一樣，在任何一套論及重要社會學家的叢書中，都應占有一席之地。不論在哪里講授社會學，他的名字總是跟迪爾凱姆和馬克思結合在一起，被奉為社會學的三位現世神明。

德國著名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認為，韋伯是一個集政治家、科學家、哲學家于一身的人物。盡管由于命運和環境的作弄，他沒有在政治方面享有顯赫的地位，但卻毫不減損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偉大就像一個沒有手的拉斐爾，沒有功績但卻有無限的潛力。

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休斯曾經指出，韋伯的腦袋是一個能夠容納多種矛盾思想的神經系統。總的看來，韋伯既是一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又是一個學術上的民主主義者；既是一個不受傳統宗教觀念束縛的自由學者，又是一個對宗教傳統抱有濃厚興趣的社會學家；既是一個批判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又是一個十分敬重馬克思及其學說的思想家。

內卡河畔-馬克斯·韋伯故居

當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蘭克福學派的哈貝馬斯指出：在韋伯的合理化理論中，法律發展既具有突出的地位，也具有雙重意義的地位。法律合理化的雙重意義在于，法律合理化同時表現為目的合理經濟行動和行政管理行動的機制化，以及目的合理行動的下屬體系可以——或者似乎可以擺脫它們道德實踐的基礎。

中國學者韓慧、劉文瑞撰文說：韋伯學術從褒義上說是博大精深，從貶義上說是龐雜凌亂。見仁見智，自有后人評說。一般都認為，韋伯在社會學、歷史學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等方面的貢獻，時至今日仍然有其價值。惟獨在他提出的官僚組織理論上，有著較大爭論。談論韋伯過時與否，往往集中在官僚制問題上。退一萬步說，即使官僚制過時了，也不等于韋伯過時。人類歷史上有許多彌久彌新的思想，值得我們xxx敬仰和尊重。例如，雅典城邦早已成為歷史的遺跡，但我們誰也不能說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已經被歷史淘汰；春秋時代是遙遠的過去，但中國不會忘記孔子與老子。如果官僚制有進入歷史博物館的一天，那也就是韋伯永遠被人紀念的新開端。

韋伯離世后，遺孀瑪麗安妮撰寫完成了一部內容厚重的《韋伯傳》，從韋伯祖先、童年開始，詳盡描繪了韋伯的學生、戰士、律師以及大學教授的生活，保留著大量私人書信內容，呈現出一個有血有肉、有痛苦和掙扎的人間英雄形象。包括韋伯為保持心智健全和思想創造力所付出的努力、韋伯和家族之間的代際沖突、韋伯夫妻之間的緊張關系，以及疾病和死亡等豐富內容，從中可以多方位了解韋伯其人。

1974年，學界成立《韋伯全集》出版委員會，由杜塞爾多夫大學的歷史學家默姆森教授、海德堡大學的社會學家施路赫特教授和勒普修斯教授、康斯坦施大學的社會學家拜厄教授以及獨立學者文克爾曼博士等人組成。出版活動受到德國研究協會(DFG的財政支持，巴伐利亞科學院、萊默斯基金會以及Mohr Siebeck出版社協助出版。《韋伯全集》分為著作和演講、書信以及課堂講義三大部分，共有 34冊之多。各卷印刷精美，價格昂貴，同時也出版價格適中的學生版。

德國大部分城市都有以“馬克斯·韋伯”命名的街道或廣場。1988年10月27日，慕尼黑地鐵4號線和5號線“馬克斯·韋伯廣場站”竣工開放，以紀念這位思想巨人。1998年，國際社會學協會445名成員投票結果顯示，《經濟與社會》被選為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學著作。韋伯逝世和誕辰周年日，專家學者分別以發文或著述等不同形式紀念韋伯。

海德堡山頂-馬克斯·韋伯夫婦墓

韋伯生命中，有三位至關重要的女性：母親海倫娜、妻子瑪麗安妮及女友艾爾澤。韋伯同情母親在家中的處境，對父親的專橫感到不滿。瑪麗安妮原為老韋伯家的一位遠親。1892年，22歲的瑪麗安妮到柏林接受專門的職業教育。1893年，韋伯與瑪麗安娜結婚。瑪麗安妮是一名學者，曾擔任德國婦女聯合會主席，始終堅信自己的丈夫是一個偉人、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并為韋伯的最終成名奉獻巨大。韋伯還和一名叫埃爾澤的女性交往甚密。韋伯研究者認為，埃爾澤是韋伯晚年的婚外情人，有著迷人的風度和機智的談吐。在瑪麗安妮為韋伯撰寫的傳記里，還隱晦地提到了韋伯另一位比較親近的女性朋友——瑞士女鋼琴家米娜。?瑪麗安妮冷靜、理性地處理了這些復雜情感，并和她們建立了友誼。瑪麗安妮很清楚，來自其她異性的友誼、陪伴和情感滋養，能給韋伯精神安寧、思想創造力的激發帶來益處。韋伯離世34年后，瑪麗安妮同韋伯一樣，在艾爾澤陪伴下閉上了雙眼，隨后與韋伯合葬于海德堡內卡河畔的山頂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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