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是南北朝時期北朝的xxx個王朝，由鮮卑族拓跋氏建立，國號為“魏”，也稱“拓跋魏”“元魏”，共歷十四帝，享國一百四十九年。

在拓跋珪正式稱帝前，拓跋氏的國號始終懸而未決。天興元年（公元398年）六月，拓跋珪命有關部門商定國號，群臣建議用“代”為國號，拓跋珪接受漢族人士清河崔宏的建議用“魏”作為國號。以“魏”代“代”，有“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之意，同時有續曹魏為“神州正統”之意，含對抗東晉政權的意思；再加上拓跋氏自稱是黃帝后裔，黃帝發源地為戰國魏國所在，而“魏”有美好的意思，故定“魏”為國號。由于其領土位于中國北方，同時也區別于三國曹魏政權，故史稱“北魏”或“后魏”，因為王室姓拓跋氏后又改姓“元”，故也稱“拓跋魏”“元魏”。?拓跋燾時，方士祁纖上奏改國號為“代”，遭到了崔宏的兒子崔浩的反對，國號雖未更改，但在孝文帝之前仍有相當多的人私下使用“代”為國號，時人稱大魏、皇魏，亦稱大代，皇代。

北魏拓跋氏是鮮卑族，鮮卑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除匈奴外又一個對中國歷史產生較大影響的游牧民族。關于鮮卑族的起源，學術界目前主要有四種看法。xxx種是《后漢書》《三國志》記載“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 認為鮮卑族是東胡的一支；第二種是《史記索隱》《翰苑集》記載的“秦筑長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以為號” ，認為鮮卑人源于修筑秦長城時逃亡塞外的漢人；第三種是《國語》中韋昭注解的“鮮卑，東夷國”為代表的鮮卑人源于東夷之說；第四種是《史記集解》記載的“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 ，認為鮮卑人源于山戎之說。根據資料考證，王鐘翰先生在《中國民族史》中認為“最初的鮮卑部落可能是源于山戎和東夷北支的白夷等” 。

鮮卑拓跋部原居于額爾古納河和大興安嶺北段，自認為是“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 ，“拓跋”也是其語言中“皇帝之后”的意思。拓跋鮮卑早期居住于“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2年），烏洛侯國來使稱在該國發現了拓跋鮮卑先祖留下的石室，魏世祖派人查驗告祭，并在墻壁上刊寫了祝文。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考古工作者在大興安嶺北段的嘎仙洞中發現了當時的祝文，從而證實了拓跋鮮卑的發源地。

西漢末年，鮮卑族自身發展游獵生活不能滿足其生產生活；再加上此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西遷，南匈奴入塞；在內因、外因的雙重驅動下，鮮卑族首領拓跋推寅“南遷大澤，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 即由大興安嶺北段向南遷徙到今呼倫湖地區，拓跋推寅傳七世到獻帝拓跋鄰時，拓跋鮮卑族進行了第二次遷移，拓跋鄰將拓跋部分成了8個小部落，并命令這8個部落繼續向南遷移。到東漢桓帝、靈帝時期，拓跋鄰之子拓跋詰汾聽從父親之言，率領部落向西南繼續遷移，一路上“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最終來到了匈奴故地陰山一帶。

此后，拓跋部分成了兩支。一支由拓跋詰汾的長子禿發匹孤率領，遷居到河西一帶，該支被稱為河西鮮卑，十六國時其后人建立了南涼政權。另一支由拓跋詰汾的次子拓跋力微率領，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拓跋力微率部遷居到定襄的盛樂，舉行了盛大的祭天大會，這標志著拓跋部真正獲得了鮮卑部落聯盟的領導權。

西晉建興三年（公元315年），拓跋力微之孫拓跋猗盧因為幫助西晉并州刺史劉琨與匈奴族劉聰、羯族石勒對抗，因功被西晉封為代公，進而封為代王。由此，拓跋部開始與漢族密切接觸。西晉還將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等五縣之地送給猗盧，讓他鎮守一方。在此期間，拓跋猗盧模仿漢人，設官分職，不僅建立了軍隊，還編制了簡單的法律，拓跋政權已經具有了國家的雛形。

東晉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在繁峙（今山西渾源西）即代王位，建立了代政權。什翼犍仿照漢族制度設官分職并制定了法律，下令發展農業生產。此時，拓跋鮮卑政權正式具有了國家的規模。代國建國四年（公元341年），什翼犍又在盛樂故城南面修筑新城，作為代國的國都。

代國建國三十九年（公元376年），前秦主苻堅出兵20萬對代國發起了強大攻勢，拓跋什翼犍大敗，逃往陰山以北地區，拓跋部落也被沖散到各地。不久，拓跋部又遭到了高車的騷擾，拓跋什翼犍被迫退回到漠南，十二天后，拓跋什翼犍去世。

北魏登國元年（公元386年）拓跋什翼犍的孫子拓跋珪召集舊部在在牛川（今內蒙古錫拉木河）召開了一次部落大會，即代王位，年號登國。不久拓跋珪將國都移到原都盛樂，同年四月，拓跋硅又將國號改為魏，自稱魏王。

登國元年（公元386年）十月，拓跋珪的叔父拓跋窟咄爭奪王位發動兵變，拓跋珪聯合后燕在高柳大敗拓跋窟咄，拓跋窟咄西逃依附鐵弗部，被其首領劉衛辰所山，拓跋珪接受拓跋窟咄的部眾，同年十二月，后燕加拓跋珪西單于的稱號，封上谷王，但拓跋珪沒有接受。

登國二年到登國五年（公元387年—公元390年），拓跋珪先后擊敗匈奴部首領劉顯、庫草奚、吐突鄰、賀蘭、紇突鄰、紇奚等部落。登國六年（公元391年）十月，拓跋珪率軍進攻不肯降魏的柔然，大敗柔然。此戰后，陰山以南諸部都向北魏投降，北魏自此成為當時中國北方實力xxx大的政權之一。

登國十年（公元395年），后燕進攻北魏，拓跋珪在黃河南岸集結部隊，他派陳留公拓跋虔率領兵五萬人駐守河東；東平公拓跋儀率騎兵十萬人駐守河西，略陽公拓跋遵率領兵七萬人沿黃河阻止后燕遠征軍南下。十月二十五日，后燕軍隊撤退，拓跋珪率軍渡過黃河，帶著二萬精銳騎兵追擊后燕軍隊，十一月九日，北魏軍在參合陂（山西省陽高縣東北）偷襲后燕軍隊，大敗后燕。

皇始元年（公元396年）十一月，拓跋珪命東平公拓跋儀率五萬騎兵進攻后燕鄴城；命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進攻信都，十九日，拓跋珪抵達后燕國都中山城（河北省定州市）下，第二天，拓跋珪攻城不下，轉而引兵向南。次年正月二十五日，拓跋珪攻信都，信都降魏，三月，后燕皇帝慕容寶向拓跋珪求和，并許諾割讓常山以西的土地，隨后又反悔，拓跋珪于是再次包圍中山，慕容寶棄中山城而逃。拓跋珪還未進城，后燕開封公慕容詳被城中軍民擁立為盟主，重新關閉城門，嚴防死守，拓跋珪出動所有軍隊幾次進攻都不能攻下中山，五月，拓跋珪撤圍。在圍攻中山的同時，拓跋珪派庾岳率兵討平國內反叛的賀蘭部、紇鄰部及紇奚部，成功解決內亂。九月，占據中山城的慕容麟因為城中饑荒出城進駐新市（河北新樂市），拓跋珪主動進攻，十月十日，在義臺（新樂市西南）大破慕容麟，慕容麟向南投奔鄴城，拓跋珪入駐中山。

皇始三年（公元398年），后燕范陽王慕容德放棄鄴城，鄴城也落入北魏之手，拓跋珪在鄴城設置行臺后回到中山，在中山也設立行臺以防變亂，又將山東（太行山以東）六個州的官員、居民、各部落夷族十余萬人，強迫遷移到代郡（河北省安平縣）。

同年六月，拓跋珪正式裁定國號為“魏”。七月，拓跋珪遷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營建宮殿、宗廟、社稷，十二月二日，改元天興，即皇帝位，拓跋珪成為北魏的xxx個皇帝。

天興二年（公元399年），拓跋珪大舉北伐，大破高車七部，極大地打擊了高車的勢力。此時，北方后秦的勢力迅速發展，成為北魏的重要敵手。天興三年（公元400年），拓跋珪派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向后秦求婚，被后秦主姚興拒絕，北魏與后秦的關系日趨緊張。天興五年（公元402年），后秦派兵伐魏，拓跋珪擊敗后秦軍隊，姚興派使臣向北魏求和，拓跋珪拒絕，乘勝進攻后秦的蒲阪（今山西永濟），此時，柔然謀伐北魏，拓跋珪退兵。之后，北魏與后秦的關系緩和。

天賜元年（公元404年），拓跋珪對官制進行了一次補改，其中重要的是規定四等爵位：即將原來的五等爵降為王、公、侯、子四等，通過降爵北魏政權進一步集中在拓跋珪手中。

天賜六年（公元409年）十月，拓跋珪被其次子拓跋紹弒殺，拓跋嗣入宮誅殺拓跋紹，平定叛亂繼承皇位。次年正月初一，拓跋嗣下詔北伐柔然，南平公長孫嵩等人被柔然追趕并圍困在牛川，五月二十一日，拓跋嗣御駕親征，率軍北伐柔然，柔然聽說后倉皇逃走，北魏取得勝利。永興三年（公元411年）十二月初十，柔然斛律黨羽吐牴于等百余人歸順北魏。拓跋嗣北伐柔然取得勝利后，將北魏的勢力范圍拓展到河南與東晉接壤。拓跋嗣整飭內政，為南征做準備。當時，各族人民反對北魏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斗爭不斷發生，拓跋嗣為發展經濟、緩和階級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安置政府地的百姓，給他們農器和土地，讓他們發展農業生產，并多次發布勸農詔書，鼓勵農業生產；從“選賢任能”和“察守宰不法”兩方面整頓吏治。與此同時，他還注重安撫歸附朝廷的官民，例如對歸附和可能歸附的其他政權的上層人物和少數民族的首領，他采取積極爭取的態度，司馬休之、魯軌等人就是東晉或后秦的官吏；對有才能的歸附官員給予褒獎，并量才任用；拓跋嗣的積極招撫政策，使大量勞動民眾歸附，吸納了很多有才能的文臣武將，有利于增強北魏的綜合國力。

泰常七年（公元422年），拓跋嗣派軍征伐劉宋，先后攻下青州、兗州各郡縣，次年，北魏司空奚斤既已平定兗、豫二州，便還軍圍困虎牢關，劉宋守將毛德祖堅守虎牢關，北魏軍久攻不下。四月初一，拓跋嗣親到虎牢關督戰，閏四月二十三，虎牢關被攻克，自此北魏奪取樂黃河南岸要地和山東青州、兗州等地。

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十一月初六日，明元帝拓跋嗣去世。? 同年十一月初九日，拓跋燾正式繼位，成為北魏第三位皇帝，是為北魏太武帝。

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八月，柔然可汗牟汗紇升蓋大檀率六萬騎兵進犯北魏云中郡（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屠殺俘虜人民，攻陷北魏故都盛樂。拓跋燾親率騎兵行軍三天兩夜抵達云中郡，被柔然大軍包圍，在拓跋燾鎮定的指揮下柔然大將于陟斤被北魏軍射殺，柔然大軍撤退，拓跋燾趁勢突擊柔然軍，柔然軍大敗而逃。次年十月二十一日，拓跋燾大舉進攻柔然汗國（瀚海沙漠群），兵分五路，同時并進，司徒長孫翰等從東路出黑沙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從黑白沙漠之間北進，東平公娥清出栗園，司空奚斤等從西路出爾寒山，拓跋燾親自從中央直入。五路大軍深入瀚海沙漠攻擊，柔然驚駭北逃。

拓跋燾即位后北伐柔然的同時西伐胡夏，始光二年（公元425年），胡夏的立國者赫連勃勃病死，赫連勃勃諸子互相攻伐，國內大亂，拓跋燾趁機西伐胡夏。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十月，拓跋燾親率大軍襲擊夏都統萬城（今靖邊東北白城子），夏王赫連昌倉促領兵迎戰，大敗而退，魏軍乘勢攻入西門，與此同時，另兩路魏軍先后占領弘農、蒲坂、長安。次年，統萬城被北魏攻陷，夏王赫連昌被俘，其弟赫連定逃往平涼（華亭）繼位。

神麚二年（公元429）五月，拓跋燾率軍抵達栗水（蒙古國翁金河），趁柔然可汗全無戒備之時突然襲擊柔然，大破柔然，柔然可汗倉皇而逃。此后一直到太平真君十年（公元449年），拓跋燾數次進攻柔然，擊潰高句麗等柔然附屬部落，北魏擴地千余里，實力增加，柔然也不敢再南下。

神麚三年（公元430年）拓跋燾再攻胡夏，奪取安定、平涼、長安、臨晉、武功等地，盡得關中之地，自此胡夏名存實亡。

延和元年（公元432年）七月，拓跋燾帶兵抵達北燕國都龍城，很快就攻克了北燕的建德、冀陽等地，然后包圍龍城，燕主馮弘派朱修之南返向劉宋求援未果。十一月，拓跋燾返回平城。大興四年（434年）正月初四，馮弘派使臣出使北魏，請求和解，拓跋燾拒絕了他的請求。次年閏三月十八日，馮弘派遣尚書高颙上疏拓跋燾，自稱藩屬，并表示愿意呈現小女兒充實后宮，拓跋燾同意，并下詔北燕太子馮王仁到平城朝見，馮弘拒絕，轉而聯絡高句麗請求歸附。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北魏進攻北燕都城龍城，馮弘焚毀宮殿，率領龍城居民在高句麗的保護下向東遷移。后拓跋燾向高句麗索要馮弘，高句麗就在北豐把馮弘及其子孫十多人全部殺掉了，北燕滅亡。

延和二年（公元433年）北魏又攻占了宋、魏之間氐人楊氏建立的仇池國。胡夏滅亡后，北涼向魏國稱藩，北魏封北涼國君沮渠蒙遜為涼王。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燾親征北涼，故南涼主主禿發傉檀之子源賀為向導，源賀勸姑臧城旁的四部鮮卑都歸附北魏，八月，北魏獲得河西（即河西走廊、泊水流域一帶）畜產20余萬；九月，北涼主沮渠牧犍之侄沮渠萬年率部降于魏，姑臧城潰敗，沮渠牧犍率文武百官等5000人出降，北涼滅亡，隨后，北魏攻克張掖、樂都、酒泉等地。自此，北魏統一了北方，結束了十六國紛爭的混亂局面。

統一北方與南朝宋對峙時期

拓跋燾執政30年，在通過武力統一北方的同時，也重視軍事、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建設。如通過發展農、牧業生產，減免租稅等措施發展經濟；重視文教，主張通過儒家的禮、樂、法度來教化百姓，統一北方后，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國方針。正平二年（公元452年）二月，宗愛殺死太武帝，密迎南安王拓跋余為皇帝，改元永平。拓跋余即位后，下令誅除宗室諸王，穩定了皇位和政局。同年十月初一日，宗愛陰謀殺死拓跋余，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擁立拓跋濬為帝，是為文成帝。

拓跋濬即位后，對政治秩序進行了整頓，具體措施有：崇尚佛法，以靜為治；加強對官吏的選補與伺察；減免死囚，流放戍邊；對地方政府進行整頓。拓跋濬通過一系列的措施整頓政治秩序，完善政治體制，使北魏政權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和平六年（公元465年），文成帝死于宮中，其子拓跋弘繼位，即獻文帝，拓跋弘即位之初，由皇太后馮氏臨朝稱制，馮太后與獻文帝執政期間，繼續執行文成帝的政治方針，如繼續保護蓄力，重視發展農業生產；為了保證和增加財政收入，召還流民，檢查xxx；整頓吏治，對貪贓枉法行為處罰嚴重，選拔官吏時注重德行；注重教育，恢復郡國學，立鄉學，并祭祀孔廟，尊崇孔子。這些措施興利除弊、緩解社會矛盾，使北魏國力逐步增強，同時為孝文帝改革打下了基礎。

拓跋弘在位六年后，皇興五年（公元471年），將皇位禪讓給太子拓跋宏，是為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由祖母馮太后臨朝稱制，從太和元年（公元477年）開始，馮太后在社會風俗、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識地進行漢化。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馮太后死，拓跋宏親政，拓跋宏重用漢族士人，在各方面進一步實施改革，全盤推行漢化，他模仿漢族王朝的禮儀，作明堂、建太廟、正祀典、迎春東郊、親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養國老、庶老，允許群臣守三年之喪。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八月，拓跋宏以南伐名義，率二十萬大軍南下，九月抵達洛陽定下遷都大計，次年，拓跋宏宣布正式遷都洛陽。

遷都洛陽后，拓跋宏全面推行漢化。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二日，拓跋宏下詔規定鮮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數民族人民一律改穿漢人服裝，朝廷百官改著漢族官吏朝服。幾天后，又下詔免除遷入戶三年的租賦，鼓勵他們在政府新授給的土地上耕種；他們中的許多人還被選為羽林、虎賁，充當禁衛軍。次年六月，拓跋宏發布不能在朝廷上講胡語的詔令，同時規定已經遷居到洛陽的鮮卑人，死后應安葬在河南，不能還葬平城。此外，拓跋宏還依據《周禮》中的制度，下詔去長尺，廢大斗，改重秤，頒行全國。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八月，洛陽金墉宮建成，詔令在洛陽城內設立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九月，新都營繕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宮、文武百官全部遷到了洛陽。次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鮮卑復姓為單音漢姓，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他為使鮮、漢兩族進一步融合，孝文帝還大力提倡鮮卑人與漢人通婚。

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使北魏政權完成封建化，使北魏政權的政治和經濟實力迅速增強，與此同時，他針對軍事形勢，采取集中兵力、多路軍平行推進等戰術拓展了疆土，軍事上的勝利對鞏固孝文帝在國內的各項改革有積極的意義。孝文帝時，北方的軍事、政治實力開始超過南方。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四月孝文帝元宏病逝，次子元恪即位，是為宣武帝。元恪即位后，攻取南朝梁的四川之地，擊敗柔然，北魏的疆域進一拓展，國勢盛極一時。

宣武帝對外發對xxx的同時，在國內繼續孝文帝實行文治的政策，這一時期，儒學、佛教在政治上的作用更加顯著；同時宣武帝對統治階級的上層實行寬刑政策，造成了元氏集團的腐敗，加劇了階級斗爭的形勢。此時，元氏集團內亂不斷，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咸陽王元禧謀劃反叛，后因有人告密而未采取行動，元禧被擒殺；咸陽王之后，北<a href="http://www.gelinmeiz.com/18523/" target="_blank">海王元詳被以謀反罪收縛；正始元年（公元504年），京兆王元愉以“高肇弒逆”為由，起兵反叛，后兵敗被高肇派人殺害，元氏諸王先后被殺或疏遠，大權落在元恪舅父高肇手中。在外各族人民的xxx增多，如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9年）冀州王惠定為首的農民xxx，xxx不久被鎮壓；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涇州沙門劉慧汪率僧侶xxx，元恪派華州刺史奚康生征討，xxx被鎮壓，次年，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被州郡捕斬；景明四年（公元503年）正月，梁州氐人楊會率眾反叛，元恪派大將楊椿帶兵討伐，五月，楊會戰敗。

天監十四年(公元515年)，宣武帝元恪去世，年僅5歲的太子元詡即位，尊元詡生母胡氏為皇太后，并代管朝政。胡太后的妹夫元叉（元義）與宦官劉騰干政，受到太傅元懌的抵制。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元叉、劉騰發動宮廷政變殺死元懌，囚禁胡太后，控制孝明帝元詡，政權完全操控在元叉、劉騰手中。

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柔然可汗郁久閭阿那瑰南下攻入邊塞，懷荒鎮（河北省張北縣）鎮民請求救濟，遭到鎮將于景的拒絕，鎮民暴動殺于景。不久，沃野鎮（內蒙古杭錦旗北黃河南岸）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殺鎮將，攻占沃野鎮，改元真王，各鎮漢人和夷人紛紛相應。北方沃野鎮、懷朔鎮、武川鎮、撫冥鎮、柔玄鎮、懷荒鎮六鎮叛亂，北魏先后派遣元彧、李崇鎮壓叛亂，均失敗。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初，柔然主阿那率十萬眾自武川西向沃野，為魏鎮壓拔陵，阿那敗拔陵于五原，大將破六韓孔雀陣亡。拔陵被迫南下，在阿那和元淵的夾擊下，義軍二十萬為元淵所截降，拔陵主力失敗。北魏政府將20萬北俘兵民安置在冀（今河北冀縣）、定（今河北定縣）、瀛（今河北河間）三州就食，正逢河北遭遇水旱之災，無處就食，出現逃亡現象，二十萬六鎮軍民再度xxx，關隴、河北等地各族人民也陸續xxx，但最終xxx失敗。

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元詡計劃把權力從母親胡太后手中奪回，選中鎮守晉陽郡的大將爾朱榮，下密詔讓爾朱榮向京師進軍以脅迫胡太后，爾朱榮命高歡為前鋒，率軍南下，進抵上黨（山西省長治市），胡太后的兩個情人鄭儼、徐紇害怕大禍臨頭和胡太后密謀除掉元詡，武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公元528年3月31日），元詡中毒身亡。元詡死后，胡太后宣布元詡寵妃生下的女嬰繼承皇位，不久又改立元詡族侄三歲的元釗為皇帝。

爾朱榮得到事變的消息后，上書要求胡太后在皇族中另選人繼承皇位。爾朱榮與元天穆商定準備立長樂王元子攸為皇帝，與胡太后、元釗對抗。爾朱榮在晉陽騎兵南下，四月十日，在爾朱榮的支持下元子攸在河陽登基稱帝，任命爾朱榮為大將軍、尚書令等，封太原王，四月十三日，爾朱榮派起筆進入洛陽，xxx胡太后和元釗，隨后，下令將胡太后與元釗沉入黃河。

除掉胡太后和幼帝后，爾朱榮聽從親信費穆建議打死誅殺文武百官。他讓元子攸沿黃河西行，抵達淘渚，讓文武百官前來迎接，宣稱要祭祀天神，百官聚集之后，爾朱榮大聲叱責百官貪污殘暴，導致皇帝死于非命。于是下令格殺，騎兵沖入人群，大肆屠殺，上至丞相高陽王元雍、司空元欽、義陽王元略，下至元子攸的表兄王遵業兄弟二人，幾乎無一幸免，爾朱榮共計格殺兩千余人，史稱“河陰之變”。接著，爾朱榮派數十人把元子攸強行押送到黃河大橋，安頓在營帳之中，元子攸表示愿意禪讓帝位給爾朱榮，爾朱榮沒有接受。四月十四日，爾朱榮護送元子攸進入洛陽，元子攸登太極殿，改年號建義。

永安元年（公元528年）五月，爾朱榮返回晉陽。臨行前，他逼迫元子攸給心腹元天穆、朱瑞等封官，北魏朝廷的重要官職被爾朱榮換成自己的心腹下屬。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八月，爾朱榮向元子攸請求用北方人為黃河以南各州州長，元子攸拒絕。不久，爾朱榮未經過允許便親自帶領四五千騎兵從并州處罰，時人都認為爾朱榮要謀反，元子攸決定殺元子攸，在奚毅，溫子昇等人的協助下，元子攸親手斬殺了爾朱榮，后來爾朱兆將元子攸擄至晉陽殺害。

隨著爾朱榮遇刺身亡，爾朱榮家族很快也失去了權力，普泰二年（公元532年）二月，高歡在韓陵擊敗爾朱氏，成為北魏權臣。同年四月，高歡立平陽王元修為帝，是為孝武帝。元修即位后，任命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州長。這一年，元修先后處死廢帝元曄，元朗，元恭。

永熙二年（公元533年）元修與侍中斛斯椿、安東將軍王思政等密謀清除高歡的勢力，與擁有重兵的關中大行臺賀拔岳秘密勾結，同時任命賀拔勝為都督三荊等七州諸軍事，企圖倚靠賀拔氏兄弟與高歡抗衡。八月，元修任命賀拔岳為都督雍、秦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但是在高歡的離間下，次年二月，同駐關中的侯莫陳悅殺了賀拔岳，賀拔岳死后，其部將夏州刺史宇文泰被諸將推為首領代領部眾。四月，宇文泰率軍西上，在上邦大敗侯莫陳悅，侯莫陳悅兵敗后自殺，關中平定。宇文泰因功被元修授予侍中、疆騎大將軍、關西大都督等職。五月，元修征發河南諸州兵以伐梁為由準備討伐高歡，高歡也以伐荊、雍及江左為名，發兵20多萬南下，高歡大軍直逼洛陽，孝武帝元修逃向關中，投靠宇文泰，北魏的實權落在大將高歡和宇文泰手里，孝武帝成了傀儡。

天平元年（公元534年），高歡立元善見做了皇帝，即孝靜帝，并遷都于鄴城（今臨漳）。第二年，宇文泰毒殺元修，另立元寶炬為帝，建都長安。從此，北魏就分裂成兩個朝廷，歷史上把建都在長安的叫西魏，建都在鄴城的叫東魏。

東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高歡的兒子高洋接受東魏皇帝元善見的禪讓，建立了北齊政權。西魏恭帝四年（公元557年），宇文泰的兒子宇文覺則接受西魏皇帝元廓的“禪讓”，建立了北周政權，元魏（拓跋魏）正式滅亡。

北魏的疆域有一個由小到大，又由完整到分裂的發展變化過程。北魏建國前，拓跋鮮卑在塞北草原擴張，拓跋力微兼并了塞北草原上的許多部落，成為部落聯盟的首領。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拓跋鮮卑從五原遷到盛樂，形成部落聯盟。到拓跋祿官時（公元295—308年在位）時，所有地盤東起濡源（今河北豐寧縣），西至盛樂故城，東西延袤約4個經度400余公里。此時拓跋部眾為三部：一部在上谷以北、濡源西，一部在代郡參合陂(今山西大同市西)之北，一部居盛樂，控制的范圍向南擴大到今山西境內桑干河一線。晉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拓跋首領拓跋猗盧協助晉并州刺史劉琨擊敗白部鮮卑和鐵弗匈奴劉虎部，作為酬謝被封為代公，并獲得五縣之地，疆域又擴展到今山西代縣、朔州和繁峙一帶。太武帝拓跋燾在位時(公元423-452年)統一北方，疆域大致北至今中蒙邊界稍北，蒙古高原和今葉尼塞河上游。

晉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攻占了黃河以北后燕領土；東界已退至遼河以西,控制今大凌河下游；西戎校尉府駐在打泥(今新疆若羌縣)，控制著焉耆(今新疆焉耆縣)和鄯善一帶，但未能擴展到西域其他地區；南界在今黃河以南，占有今河南中部及山東西北局部。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南朝宋北伐失敗，北魏的疆域向南擴展到淮河一線，但西部失去對西域的控制，退至伊吾（今新疆哈密市）。

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遷都洛陽，經過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戰，到孝明帝正光年間（520年—524年），北魏的疆域和人口達到了最高峰：“正光已前，時惟全盛，xxx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

平城時期北魏疆域圖

洛陽時期北魏疆域圖

北魏的行政區劃是沿用州郡縣制度，以州轄郡，以郡轄縣。北魏統一北方后，對州郡的設置紊亂，沒有一定的規則，直到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才正式劃定行政區域，共分成38州，以后州郡續有增置，同時設有多個邊鎮。到北魏武定年間（公元543年—公元550年），據《魏書》記載共有州113，邊鎮12，郡527，縣1465。

113州：司州、定州、冀州、并州、瀛洲、殷州、滄州、肆州、幽州、晉州、懷州、建州、汾州、東雍州、安州、義州、南汾州、南營州、東燕州、營州、平州、恒州、朔州、云州、蔚州、顯州、廓州、武州、西夏州、寧州、靈州、兗州、青州、齊州、鄭州、濟州、光州、梁州、豫州、北豫州、徐州、西兗州、南兗州、廣州、膠州、洛州、南青州、北徐州、北揚州、東楚州、東徐州、海州、東豫州、義州、潁州、譙州（兩個，一個領郡7個，一個領郡4個）、北荊州、陽州、南司州、楚州、合州、霍州、睢州、南定州、西楚州、蔡州、西淮州、揚州、淮州、仁州、光州、南朔州、南建州、南郢州、沙州、北江州、湘州、汴州、財州、雍州、歧州、泰州、南秦州、南歧州、東益州、益州、巴州、梁州、南梁州、東梁州、涇州、河州、渭州、原州、涼州、鄯州、瓜州 、華州、北華州、豳州、夏州、東夏州 、泰州、陜州、洛州、荊州、襄州、南襄州、南廣州、郢州、西郢州、析州。

12邊鎮：撫冥鎮治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武川鎮治設今內蒙古武川縣西、柔玄鎮治設今內蒙古興和縣西、懷荒鎮治設今河北張北縣、御夷鎮治設今河北赤城縣西北、薄骨律鎮治今寧夏靈武縣南、沃野鎮治設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南、懷朔鎮治設內蒙古固陽縣西南、高平鎮治設寧夏固原縣、敦煌鎮治設今甘肅敦煌市西、伊吾戍治設今新疆哈密西北、西戎校尉府治設扦泥，今新疆著羌縣。

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行政區劃

北魏末年的動亂爆發于正光四年（公元523年）開始的六鎮xxx，學者葛劍雄認為孝明帝時（公元516年—519年）為xxx極盛年代是可取的。《魏書》中說北魏“正光已前，時惟全盛，xxx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xxx部》在晉太康初年245萬余戶，推定北魏盛時大致為500余萬戶。但西晉初的戶均口數是6.57，而《魏書·地形志》北魏的戶均口數為3.85，按500萬戶計算的結果分別是3285萬或1925萬戶。葛劍雄認為這個數字和實際數字存在差距，他把北魏人口的起點以低于十六國起點的1800萬計算，根據北魏的發展判定，北魏高峰期的人口下限為3150萬，上限為3500萬。

北魏的官制是發展變化的。在酋邦階段時期的官職名稱較為隨意，《魏書·官氏志》載其“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云鳥之義。”

隨著拓跋部的勢力范圍逐漸南下，與魏晉政權的交往增多，官職設置既有與漢政權相似的官職，也有鮮卑傳統官職，如右長史，郎中令等與晉朝同，而內侍長、酋長、庶長、南北部大人等源于早期拓跋部或北方游牧民族。

分部大人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傳統制度，拓跋珪繼代王之位后也設置南北部大人，隨著國力的增強，拓跋珪又增設天部和中部，遷都平城后，將四部擴大為八部，分置于平城四周。八部大人的主要職責是統領八部，“勸課農耕，發展農業生產”，其屬官有大師、小師等，大師、小師的職責是負責“辨其宗室，品舉人才”。

之后從明元帝拓跋嗣初年到孝文帝官制改革前夕，八十年間北魏官制進行過多次局部的調整和改革，根據《魏書·官氏志》的相關記載整理如下：

太和十五年至十九年（公元491—495年），孝文帝依魏晉對官制進行了改革，如基本取消內行宮系統，改由宦官和女官擔任內職；尚書省分為六部、三十六曹，六部即吏部、殿中、儀曹、七兵、都官、度支，三十六曹改由郎中主曹務；加大門下省職權，過去的內官職被門下省吸收，門下省成為實際的宰相；確立御史這個新官制，侍御史從內朝移到外朝。

北魏從皇始元年（公元396年）攻取并州后，便襲承晉制，實行州、郡、縣三級地方制度。州設刺史，郡設太守，縣設令長。所置長官，多以拓跋部人為主，漢人為輔。天賜三年（公元406年），北魏正式建立地方官官制，每個州設置三個刺史，其中宗室一人，宗室之外的二人，相當于上、中、下三大夫；郡設置三太守，縣設置三令長。

北魏建立三長制是對當時封建政權在農村中基層社會組織的一次改組。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孝文帝下令廢除宗主督護制，實行三長制。三長制即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三長制的職責是檢查xxx、監督耕作、征發徭役和兵役。三長享有一定的優待，可免除一至三人的官役；如果推行政令取得成績，三年可以依次遞升。實行三長制后，北魏地方基層組織和賦役征收體系基本建立起來，檢括xxx的工作得以全面展開，政府的稅源也擴大了，促進了北魏經濟的發展，穩定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北魏考課制度發展的歷程，經歷了形成、確立、演變、破壞四個階段。從道武帝到馮太后執政這一時期，為北魏地方考課制度的創立和形成階段，從獻文帝拓跋弘開始，對地方官吏的考課制度開始逐步地進行改革，開始把對地方官吏的考課與升遷結合起來。地方官員的考課內容除農業(力)、賦役(財)、xxx(恩)、法律(刑)、用人(政)五個方面外，仍著重于官員在經濟上是否貪贓受賄。

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考課制度作為一項政治制度明確的以法令的形式確立下來。規定每年年終州、鎮以下首先實行分級考課，刺史、鎮將依據本州鎮所轄郡太守、縣令的政績定其品第，然受上報中央，在中央進行統一考課時，其政績考核品第作為黜陟的依據。依其政績，分為上、中、下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等、下上、下中、下下七品，上下二等分別升遷、貶黜，中等守本。

宣武帝時，考課制度發生了演變。考察令規定了衡量官員治行的標準為三等九品，與之相對應的升遷、貶黜品級也由孝文帝時期的三等七品變成了三等九品。孝明帝以后，雖有零星的考課實例，但由于北魏深處六鎮xxx內亂之中，政府無暇顧及朝廷政務，考課制度隨著政權的分裂而破壞。

北魏完備的地方官吏考課制度，既規定了考第的劃分及其與獎懲的關系，又明確了考核者的職權范圍以及考課的年限，它不僅為前代考課制度增添了新內容，而且為隋唐地方官吏考課制度奠定了基礎，成為中國古代官吏考課制度重要發展時期。

北魏初年的田租戶調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九品混通”就是把中原每一地區的民戶按照貧富分九等，資產多者按照高于標準量遞增，資產少者按照低于標準量遞減。“九品混通”租調制將貧富等同起來，劃分等級時，地方官吏“縱富欺貧”，往往勾結豪門，把大部賦稅負擔轉嫁與農民，加大了農民的負擔，對于廣占土地的豪門大族是有利的。

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主要內容有：xxx，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桑圈二十畝；女受露田二十畝。露田身亡歸還官府，桑田不須歸還。第二，擁有奴婢和耕牛的地主可以另獲土地，奴婢和耕牛不存在時，田須歸還。第三，土地不足時農民可向荒地處遷徙。第三，地方官吏按職位高低授予公田，任職滿歸還，不得買賣。

頒布均田令的第二年(公元486年)，北魏政府又頒布了同均田制相適應租調制。“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織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均田制和新的的租調制，是以一夫一婦作為受田納稅的單位，無戶等高低之差，因而過去“九品混通”的租調制宣告廢除。

孝文帝的均田制，既有上承中國古代井田制度的遺意，又有結合當時夷夏相雜的土地制度的條件，取其優長，除其弊端，形成為北魏以至隋唐所行的土地、賦役與兵制三位一體的制度。

北魏的教育政策，以儒學為主，注重經學。拓跋珪建北魏時就說“安定中原，雖目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到孝文帝拓跋宏時，尊孔活動更多，他仰慕漢族文化，重視教育，興辦儒經官學，大力推行漢化教育。北魏的官學設置有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北魏初拓跋珪就載中央設立太學，遷都洛陽后所設的中央官學除繼承漢、魏、晉所設的國子學、太學外，還有新創建的皇宗學、四門小學等。地方官學主要是州郡縣黨設立的學校。私人講學是一些博通經史的儒者立宗開派，傳授各種經書。

地方官學的建立， 將州郡地方上的高門士族的私學和家學資源進行整合，促進了北方地區儒學的發展， 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 同時，地方儒學的興盛又能反哺和影響鮮卑人對漢文化的學習和吸納，從短期看，為朝廷輸送了大批有用之才，加速了拓跋部的文明發展進程；從長遠看，北方儒學發展， 吸收了北方胡族新鮮血液的漢族士人群體迸發出與南朝士人迥異的新鮮活力，盡管經歷了“五胡亂華”，中華文化鏈條仍未斷裂，北魏政府鼓勵儒學發展，尊重士人階級在其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拓跋珪建北魏后，命王德等人制定《天興律》，這是拓跋鮮卑制定的xxx部律法，這部律法游牧政權的文化性質明顯，在法制方面相應表現為刑罰繁多且殘酷的特點。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十月，太武帝“詔司徒崔浩改定律令”，修成《神麚律》。這次法律修訂在立法及司法兩個方面都有觸及，在刑名、刑罰、贖刑、服刑及司法程序等方面都有改革。改定的律法對違法行為征處及其殘酷，仍保留部分拓跋鮮卑的舊制。神麚修律二十年后，正平元年 （公元451年）六月，太武帝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人進行新的修律活動，修成的新律即《正平律》。這次改革還對其他法律條文進行了修訂，從“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占全部律條的三分之一以上。文成帝拓跋浚初年，仍遵《正平律》，太安四年（公元458年）設酒禁，改定律令，《太安律》在條文方面的增加幅度相當大，族刑數量大增，刑罰再次加重。可見，文成帝時期的修律使北魏律再次趨于嚴苛。

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五月開始，至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冬修訂xxx部《太和律》，《魏書·刑罰志》中記 載，“五年冬訖，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 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這次定律顯示了北魏法律文明程度的提高，也體現了馮太后欲改變北魏嚴刑峻法暴力政治的主張。第二部《太和律》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開始制定，到次年四月完成，于是孝文帝正式“班新律令，大赦天下”。與此前相比，這部《太和律》不是簡單的修改，而是重新制定，第二部《太和律》在參照漢魏律的基礎上又受到兩晉、南朝法制的明顯影響，總體表現為向西晉、江左一脈的進一步靠攏，并為北魏律的最終定型打下了基礎。

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十二月，孝文帝的繼承人宣武帝詔令制新律令，這是北魏王朝的最后一次大規模修律活動。經過這次修律，北魏律確立了由“刑名”“法例”為首的二十篇篇章結構，在對《太和律》加以補充、修改的基礎上，編纂完成了《正始律》，即最終定型的北魏律。《正始律》通過全面、深入地將儒家禮教與法律相結合，基本上實現了北魏法律的儒家化進程。《正始律》的完成，標志著北魏王朝引禮入律歷史進程的最終完成。

北魏與南朝的關系有和有戰。從泰常五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20年—公元450年），北魏與劉宋xxx不斷，和平時候較少。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希望通過“養威布德”來“懷輯中外”，奉行“與時消息，靜以鎮之” 的政策，使北魏的政治重心開始由武攻轉向文制。因此，這一時期與劉宋政權也大體保持友好狀態，雙方自正平元年（公元451 年）十一月，互派使臣修復雙邊關系后，除太安四年（公元458 年）冬的一次邊界沖突外，雙方之間很少戰事。而且，自和平元年（公元460 年）始，雙方每歲交聘不絕。

孝文帝即位時，南朝劉宋明帝劉彧執政，孝文帝承襲前制，繼續與劉宋通使往來。從孝文帝即位至劉宋滅亡的8年間，宋向北魏遣使8次，北魏向宋遣使6次；南齊建立后，兩國繼續互遣使節，自此直至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前，雙方使者一直往來不絕，南北保持友好關系太和八年（公元484 年），北魏李彪使南齊，南齊武帝蕭賾于玄武湖水步軍講武。?雖不無顯示軍事實力之意，也是接待外國使節時較高的接待規格。北魏也同樣給予了齊使高于宋使的禮遇。

孝文帝后期，與南朝齊的外交關系變得緊張，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北魏兩次大舉進兵南齊，兩國之間爭戰成為主導，再無使節往來。

拓跋珪即位后，南有東晉，北有柔然、西有后秦、胡胡夏、諸涼、吐谷渾等各少數民族割據政權。北魏與這些國家時戰時合，征戰條件不成熟時就交好，如登國元年（公元386 年），拓跋珪建國不久，派左長史張袞建議拓跋珪通過外交手段與后燕建立友好、締結聯盟，爭取軍事上的援助與策應以抗擊內憂外患。拓跋珪采納了張袞的建議，于登國元年（公元386 年）八月，遣外朝大人安同、長孫賀出使后燕，請求軍事支援。與后燕的外交關系破裂后，就迅速與派遣張袞求好于西燕。拓跋珪早期積極主動的外交，為早期的北魏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這一時期國家實力的不足。明元帝拓跋嗣時推行“隆基固本，內和外輯”的政策，對內繼續鞏固和加強王朝統治，對外主要依靠軍事手段來解決北魏與后秦、北燕、柔然等政權的矛盾沖突，而與其他政權間的外交往來在這一時期則相對較少。

太武帝拓跋燾對西北諸國的外交政策多樣化。首先是武力征伐，拓跋燾在位二十七年，連年興兵，東征西討，最終向北擊敗了柔然、高車，向西滅掉了夏政權，又于太延二年（公元436 年）與太延五年（公元439 年）先后征服了北方最后的兩個割據政權——北燕和北涼；其次是互通使節，在位 27 年，對外遣使 30 余次；第三是策封藩屬國，隨著北魏國力的大增，一些少數民族割據政權開始向北魏稱臣納貢，北魏也派遣使者對其進行策封。

北魏與于闐、龜茲、焉耆、高昌、龜茲、吐谷渾等西域國家都有密切的往來。如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公元437年)，龜茲、車師開始遣使朝獻，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因焉耆王鳩尸卑那逃于龜茲，龜茲王白純與鳩尸卑那是翁婿關系，遂予以收留。太武帝隨即詔萬度歸攻龜茲，大獲駝馬而回，此后，龜茲對魏貢使不絕。獻文帝拓跋弘時，與周邊少數民族時戰時合，柔然一度空竹中西交通，導致北魏與西域的交往暫時中斷。和平三年（公元462年）至和平五年（公元464 年），史書上未見西域使節來朝北魏的記載。和平五年，北魏再次擊潰柔然，使路復通。柔然自正始三年（公元506 年）以來雖然頻繁遣使北魏，但是自恃驕盛，遣使聘問，不復稱臣。建義元年（公元528 年）四月，孝莊帝遣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儁使阿那瓌，慰勞賞賜，這一特殊禮遇也從一個側面表明這時的北魏君主已無力維系與柔然的宗藩關系。

吐谷渾也多次遣使向北魏朝貢，在孝文帝時期最為頻繁，如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吐谷渾王伏連籌派世子賀魯頭到洛陽朝見，孝文帝對其禮遇有加，并拜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麾旗章綬之飾皆備給之。”日本學者松田壽男曾對《魏書》諸《帝紀》中出現的朝貢五次以上的國家進行統計，結果吐谷渾以朝貢達 64 次居于首位，從年代記載看，這 64 次朝貢當中，有 63 次是在孝文帝在位期間進行的。永熙三年（公元 534 年）北魏分裂。北魏與各外交對象間的外交關系也隨之解除。

高句麗與北魏外交關系維持達140年。早在天興元年（公元398年），北魏曾掠虜包括高句麗人在內的大量人口，“以充京師”，僅以奴役為主，非以屠戮為先。但北魏很快改變戰略重點，乘中原“諸華乏主”，迅速統一中國北方。以后又以正統王朝自居，而高句麗長壽王高璉在北魏延興二年（公元427年）把都城遷到平壤，開始把戰略重點轉移到朝鮮半島上。從此，北魏與高句麗之間形成宗主與藩屬的關系，北魏皇帝對高句麗王頻頻冊封，互不稱“夷”。

太和十五年（公元491 年）， 高句麗王高璉卒，孝文帝為之舉哀于東郊，遣謁者仆射李安上策贈其為“車騎大 將軍、太傅、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高璉之孫高云 “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 高句麗王。”據史書記載，從北魏始光二年(公元425年)至普泰二年（公元532年），高句麗向北魏朝貢達八十余次（有的年份兩次），往往“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頗有誠意，“恭順謹慎，恪守藩臣之禮”。北魏對高句麗也很友好，每當使節到來，往往“款賜有加”。

宣武帝元恪時，高句麗與北魏外交依然持續，延昌四年（公元515 年），宣武帝去世，孝明帝即位，北魏日漸衰落。到孝昌末年，更是“天下淆然，外侮內亂”，這一時期，北魏與各藩屬國的關系也都不同程度地開始出現松弛，高句麗向北魏朝貢次數驟降到歷史最低點。

南梁以外其他國家或政權與北魏之間的外交往來這一時期依然持續，東北的高句麗、契丹、勿吉、庫莫奚，西南的吐谷渾以及西域各國依然歲貢不絕，宣武帝初期，曾達到極盛。

從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公元455年）波斯與北魏王朝建立聯系，到正光三年（公元522年）止，波斯遣使到北魏十次，獻文帝也曾遣韓羊皮出使波斯。正光六年（公元525年），波斯遣使貢獻獅子一頭，北魏在洛陽城修建獅子坊。

南亞各國包括現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泥泊爾等國，古時稱天竺，分中天竺、東天竺、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稱作“天竺五國”。北魏時與這些南亞國家交往頻繁。如北天竺的犍陀羅國在北魏時期曾五次派使臣到北魏都城洛陽，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北魏宋云、惠生等出使犍陀羅；烏萇國（今巴基斯坦北部）六次派使臣來洛陽；罽賓國（今印度北部）六次派使臣到平城和洛陽；南天竺國五次遣使者到北魏；東天竺的槃是國（今孟加拉國）、西天竺也曾派使節到平城、洛陽。

北魏的兵分為中軍和外軍兩大部分。中軍始皇帝的禁衛軍，外軍是震懾地方的部隊，北魏兵可分為中軍、鎮戍兵和州郡兵三大系統。北魏前后期的軍隊主力不一樣。北魏興起和建國后一段時間的主要兵力是部落兵，以鮮卑部落成員和其他游牧民族魏主要兵力；拓跋珪奪取后燕大部分地盤后，在這里設置了8個軍府，各配兵5000，不僅，為防御北方柔然的進犯，在延邊設置了許多鎮戍，由此有了鎮戍兵，這是北魏的常備兵，鎮戍的將領主要由鮮卑人擔任，少部分為中原中原強宗子弟。

北魏的兵役制度大體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職業兵性質的世兵制，另一種是民兵性質的番兵制。世兵制主要來源于拓跋鮮卑的部落兵，入主中原后，他們一部分變成中兵（又稱臺兵）即侍衛兵，另一部分變成鎮戍兵，他們世世代代當兵，稱為兵戶或軍戶。隨著北魏的發展壯大，兵戶來源逐漸增多，主要有四個來源：以拓跋鮮卑為主要成分的鎮戍兵和中兵；罪人和他們的家屬發配為兵戶；叛其他少數民族叛逃而被抓回來的人；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包括北方少數民族、漢地漢族人。

番兵制是廣開漢地之后實行的一種兵役制度。他們主要來自民戶，民戶服兵役，定期輪番更代，故稱番代。除了世兵制和番兵制之外，北魏根據實際情況還有征兵制、募兵制、收編降兵降將。其中征兵制即從平民中征兵，十丁取一，一般在戰亂、軍情緊急的情況下才采取這種征兵制；募兵是通過賜爵、升品級等措施招募中軍。

北魏對外xxx（部分）

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北魏政府嚴令各級地方官積極勸課農桑，并將此作為官吏考課的重要內容。同時，政府又一再下達省力役、廣墾田、盡地利、廢除苑囿、禁止殺牛等詔令，以發展農業生產。同時，為發展農業生產、開發邊地，政府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如東平公元儀在塞外屯田，曾引黃河水灌溉農田；孝文帝多次下詔“各修水田，通渠灌溉” “各通水田”等。通過上述種種措施，北魏在墾田面積、農業產量以及政府租調稅額等方面，均比從前大為增加，一度出現府庫盈積的現象。

北魏時，犁和牛耕早已得到廣泛使用，各種農具都有改進，整地農具中的人字耙、勞、陸軸等，是北魏時新出現的重要農具，主要用于耕后碎土；播種工具上，新出現的有兩腳耬、一腳耬和竅瓠等，提高播種效率。同時，耕作技術也大為進步，在耕作中，特別注意精耕細作和防旱保墑。如耕地，不僅分為春耕、夏耕、秋耕、冬耕、初耕、轉耕、深耕、淺耕等。農具的改進和技術的發展，使北魏農業得到發展。

北魏的農作物品種遠遠超過了前代，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共記載了粟的品種九十七個，其中八十六個是他搜集補充的；其他水稻有二十四個品種，大小豆有七個品種；蔬菜品種已有三十余種，并能運用間作和套作技術。

北魏的畜牧業生產繁榮，在中國畜牧業史占有顯著的地位。北魏的畜牧業分為官營畜牧業和私營畜牧業兩部分。北魏王朝建立了重要的四大國營牧場，即代郡牧場、漠南牧場、河西牧場、河陽牧場。北魏的官營牧場，在中國畜牧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其繁榮景象，漢、唐也不能與之相比。漢代及唐天寶年間馬的總數約三十萬匹，僅為北魏河西牧場馬總數二百萬匹的七分之一，唐天寶時牲畜總數為六十余萬頭，約為北魏河西牧場馬駝總數的六分之一。

除官營牧場外，北魏私營畜牧業也較發達。國家把馬、牛作為稅收對象，永興五年（公元413年）朝廷下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泰常六年（公元421年），又下令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同年，又下令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這種狀況，說明私營畜牧業的發達。

北魏前期,嚴禁金銀工匠在民間立坊制作。拓跋燾在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下令以強制手段把金銀工匠由民間驅往官府主要是從壟斷手工業考慮的。金銀除作為一般等價物在市場流通外,還被造成各種精美的器皿首飾以滿足帝室、官僚和富豪奢侈生活的需求。北魏銅礦較多，含銅量較高，銅除了制造銅錢外，也用來制造農具和其他器物。北魏時制鐵業主要是由官府經營的，天賜元年（公元404年），北魏政府擴大制鐵業規模，在全國恢復官營制鐵業，同時在各地均設有鐵官，負責制造兵器和民用鐵器。諸地區的冶鐵生產中，相州牽口冶最為有名，政府常令此地制造兵器，貯存于武庫。

北魏的造紙業比前代有所進步，這主要表現在培植造紙原料和給紙上色技術方面。北魏造紙原料主要為麻(大麻、黃麻，亞麻、苧麻)、楮(亦名構、谷)和桑，這些植物的桿或皮均有堅韌較長的纖維。造紙上色技術也比前代更為完善。紙造出來后要上色，這道工序稱為“染潢"，即用黃蘗汁把紙染成黃色。黃蘗染過的紙有香味可以防蟲，延長紙的使用壽命；同時紙也更光滑，當時的敦煌寫本保存至今，與染潢技術的進步是分不開的。北魏紙張除黃色和白色外，還有紅色、綠色，青色等顏色，說明當時給紙上色的技術也有所進步。不同色的紙有不同的用途，其中用途最廣，社會需求量xxx的，則是用黃蘗汁浸染過的黃色紙。

北魏的紡織業，主要有絲織業和毛紡織業，有官營紡織業和私營紡織業之分。官營紡織業始于北魏建國初期，官營紡織業主要為皇室和百官制作精美的紡織品、衣服、官服等，也有部分出售。政府在一些傳統的絲織業中心，如加涇州(今陜西涇川)、雍州(今陜西西安)、定州(今河北定縣)等地，設立絲局，作為生產、經營絲織品的專營機構，絲織品的產量xxx增加拓跋燾時，常以一些金錦繒絮，頒賜臣下，可見庫藏絲織品之多。 北魏前期，官營紡織業和私營紡業在產品上有嚴格區分，諸如綾、羅、錦、繡之類的高級紡織品，因利潤很高，民間不得任意生產，其生產權完全由官營紡織業獨享。孝文帝時，官營紡織業的規模有所縮減，其與私營紡織業的產品界線才被打破。

北魏鹽的品種較多，在太武帝拓跋燾時已有白鹽、黑鹽、胡鹽、戎鹽(又稱柔鹽)、赤鹽、駁鹽、馬齒鹽等品種。這些鹽江南皆不生產，故南朝使者來時，這還是饋贈禮品。時人對鹽的用途進行了劃分：白鹽為北魏諸帝的食鹽，黑鹽治腹脹氣滿，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其余四種鹽不是食鹽，另有用途。此外，當時還有以白鹽為原料，經過精加工而制成的鹽，名為花鹽和印鹽。花鹽“厚薄光澤似鐘乳”，印鹽“大如豆”，花鹽與印鹽不僅形狀美，而且“自如珂雪，其味又美”。這種把白鹽再加工而成為優質鹽的技術，在當時山西河東鹽池已很普遍，標志著北魏鹽業生產技術的進步。

魏的釀酒業發展較快，《洛陽伽藍記》不僅記載了百姓擅長釀酒，更反映出釀酒者聚居城的繁榮景象。鮮卑族以前由于生活區內不產糧食，日常所飲之酒以果酒和奶酒為主，但農耕化以后，不僅僅喝漢人釀造的酒，自己也采用漢族傳統的釀造工藝，以米、麥、粟為原料進行釀酒，《齊民要術》中記載了15種以糯米、粳米等為原料的釀酒法，如釀白醪法、冬米酒法、九醞法等；有14種以黍米為原料的，11種以粟為原料的。《齊民要術》中記有40余種酒，桑落酒為其中之一；同時，北魏山西葡萄酒亦很有名，太武帝拓跋燾曾以此酒為禮物，饋贈南朝劉宋皇帝。

北魏城市商業的復興與繁榮，一些大都市如洛陽、鄴城等地，成為商賈云集的地方。北魏時期，洛陽城內外出現了許多市場，的交易場所有大市、四通市等，城外還有馬市及小市等。西陽門外有大市，占有八個坊里，城南有四通市為國際貿易市場。政府還設有鐘樓，每當人們進行貿易時，就敲鼓以開市，結束貿易時，敲鐘以罷市。天下各地的貨物，都在這里流通貿易。

北魏經商的官吏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各級都有，甚至太子也經營商業，史載太武帝拓跋燾的太子拓跋晃，便不顧及影響經商與民爭利。貴族官僚經商使政治權利成了無形的商業資本，在商業領域發揮巨大的作用，最終轉變為利潤。如孝明帝時的司空劉騰，是政界炙手可熱的人物，同時又是一個大商人。貴族官僚經商，雖然從一定意義講，促進了當時的商業活動，但在政治上卻毫無益處，xxx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尤其是階級矛盾。

北魏與南方政權雖然是南北對峙，但南北的商業往來并未間斷，經常出現在政府允許和默許下的南北互市。許多北魏貴族喜歡江南的貨物，經常以聘問的形式來進行貿易。如《北史·崔遇傳》載： “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又《魏書·食貨志》載：北魏“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茸之屬，無遠不至”。就是在南北xxx時，亦有交往。如《宋書·張暢傳》就記載了北魏拓跋燾同孝文帝在雙方交戰期間親自主持交換的故事。雖然當時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南北互市交易時斷時續，但仍可以從這方面看到當時商業的普遍發展。

《洛陽伽藍記》中有記在北魏同朝鮮半島的高句麗、新羅、百濟以及中亞、西亞乃到地中海沿岸，都有商貿往來。“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里千國，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北魏同時和日本、西域各國也有貿易往來，日本“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邇。”西域商人多取高昌而來中國，在北魏河西各郡都有用西域金銀之錢，河間王元琛宴請諸王的酒器都是西域所產。北魏在洛陽還專門設有招待外國商販的“四夷館”。今在吐魯番、庫東、西寧、太原、陜縣等地先后發現的4世紀以來的拜占廷金幣和波斯銀幣，也證明了北魏同西方存在著發達的貿易關系。

北魏建國以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交換主要使用谷帛。孝文帝遷都洛陽后，鑄行篆文“太和五銖”錢。《魏書·食貨志》記載，北魏共鑄過三次錢，具體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