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

西漢（公元前202-公元9），是秦朝之后的第二個封建大一統王朝，國號為“漢”，史稱“西漢”或”前漢”。

西漢的國號是“漢”，這源于漢朝的創建者、漢高祖劉邦在鴻門宴之后被項羽封為“漢王”，所以國號也被定為“漢”。

為了和之后劉秀復興的漢朝區分，史學上也將其稱為“西漢”或“前漢”。

西漢王朝以農耕文明為主，地理環境對農業十分重要的。

圖集出自北京市中國測繪科技館地圖廳的古今對照疆域圖展示區(共22幅)，出自華林甫主編的《中華文明地圖》

西漢時期的氣候，整體比較溫和，亞熱帶的界限比現今的秦嶺淮河界限更加靠北，但是漢武帝時代之后，嚴寒氣候逐漸增多。

構成西漢的重要地理部分主要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所灌溉的盆地，這個地區擁有大量適合農耕的平坦土地，但是被山脈所割裂成沖積平原、盆地、沿江平原等。

黃河流域的中部高原以風積黃土為主，這種土壤很疏松，使用簡單木制農具就能夠進行耕種。雖然年降雨量只有250-500毫米，但是足以種植粟米、小麥等農作物。同時，由于氣候干旱，這種多孔隙的土壤不會被降雨沖刷侵蝕，并且能夠持續肥沃并保持其堿性。此外，高原上堆積成山的黃土，能夠有效防止洪水的漫延。

在東部的大平原地區，黃河水攜帶的泥沙在這里沉積下來。雖然使得此處的土壤比黃土更加肥沃，但沉積性泥土也更容易產生洪水泛濫和鹽堿化問題。70%的降雨集中在8月份，春季和初夏的降雨量較少。在農作物最需要水分的生長旺季，黃河的水位較低無法用于灌溉，農民一般依靠于自挖的水井或者富戶開挖的水井。

長江以南地區地勢崎嶇，地形大多都是高山或者陡峭的山丘。只有在河流谷地、三角洲以及沼澤地這些地形，才有可能發展農業。

西漢時期，主要水系有渭河、黃河、漢江、淮河、長江等，但是這些水系都是東西走向，在南北方向上沒有天然適合航行的水系交通樞紐。另外，由于濫耕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得黃河在上游沖刷大量的泥沙并在下游沉降，造成黃河多次潰堤，給沿岸的民眾造成重大損失。

西漢時期，水土資源比現今的狀況要好，但是因為濫耕、人口遷移等人為因素，森林被大規模的破壞，有邊境地區淪為沙漠地區或接近沙漠狀態。南方地區由于氣候原因，沼澤遍野、野獸橫行、瘴氣四起。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繼位，此時百姓苦于秦政已久，民間醞釀著一場轟轟烈烈的反秦xxx。公元前209年，秦王朝征發貧苦百姓去漁陽（今北京密云）戍邊，這其中包含陳勝和吳廣。他們行至大澤鄉的時候，遇到大雨而停留，按照秦朝的法律，誤期會被斬首，由此陳勝和吳廣密謀xxx。他們將寫有“陳勝王”的字條藏于魚腹中，戍卒在剖魚的時候發現字條并感到震驚。晚上的時候，吳廣模仿狐貍叫“大楚興，陳勝王”，為xxx制造了聲勢，之后陳勝激怒軍尉并反殺了軍尉，由此控制了隊伍，史稱“大澤鄉xxx”。他們打著扶蘇與與項燕的名號建立了“張楚”政權，隨后陳勝帶領隊伍奪取了多個縣城，在攻打陳縣時，已經擁有戰車六七百、騎兵一千多、步兵一萬人了。

陳勝占領陳縣后，諸多人響應陳勝，其中秦代的基層官吏，后落草為寇的劉邦在沛縣xxx，楚國舊貴族項梁、項羽在會稽郡（今江蘇蘇州）xxx。

后來由于叛徒和農民xxx本身的局限性，諸多的xxx軍不是被秦軍剿滅，就是毀于內訌，陳勝、吳廣的義軍就被秦軍剿滅。

而項羽在巨鹿之戰中擊敗了章邯的部隊，使得秦帝國喪失了主力部隊，項羽也經此戰成為了義軍的首領。公元前207年十月，劉邦攻入咸陽，秦王子嬰投降，秦帝國滅亡，項羽分封了劉邦在內的諸多諸侯王，并尊從楚懷王之孫為義帝。劉邦在此次分封中，被封在巴蜀，他是首先進入咸陽的，但是項羽未遵守“先入關中者為王”的誓言，在隨后的“鴻門宴中”，劉邦畏懼與項羽的實力，迅速的進入了巴蜀地區，但是蕭何在咸陽的時候，收集了咸陽城內大量關于國家稅收、地理、政治的資料，為后來劉邦崛起奠定基礎。

之后，項羽殺死了義帝，劉邦經過巴蜀的積累實力也大增，由此對項羽宣戰，經過彭城之戰、榮陽之戰、亥下之戰等xxx，漢軍掌握住了優勢，而項羽由于部隊得不到補充，實力越來越弱。最終項羽在烏江自刎。

劉邦滅亡楚政權后，為了防止韓信對他造成威脅，先解除了韓信的軍權，之后又將韓信的封地由齊國遷往楚國，進一步削弱韓信的實力。

公元前202年，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等諸侯王聯合上書，請求劉邦稱帝，劉邦經一番推脫后在“氾(fán)水之陽”的定陶稱帝，后世將這一年稱為“高帝五年”，并在婁敬的建議下，遷都長安。

西漢初年，劉邦將七位功臣分封為異姓諸侯王，七位諸侯王有：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韓王信，趙王張敖，燕王臧荼，長沙王吳芮。他們占據廣闊的封國，不聽朝廷指揮，威脅到西漢的穩定。

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叛，不久后就被劉邦平叛，后來立長安侯盧綰為燕王。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書言楚王韓信謀反，劉邦便征召韓信入宮，削去了韓信楚王的稱號，封為淮陰侯。韓王信封地在潁川（今河南禹縣），處于中原險要地帶，劉邦不信任韓王信將封地調換至太原，來抵御匈奴。后來，韓王信被匈奴圍困并歸降與匈奴，并隨匈奴反攻太原。劉邦率大軍反擊，被圍困白登山七日，后來才逃脫。公元前199年，劉邦經過趙國，發現趙相貫高、趙午等密謀反叛，于是廢趙王張敖為宣平候。

公元前197年，韓信與代國相國陳豨（xī）被指控謀反，陳豨自立為代王，部將四處xxx，波及整個華北地區，劉邦向其他幾位諸侯王發出征召，但是除盧綰外沒有響應者，后來劉邦通過重金賄賂的方式收買了陳豨的部將。公元前195年，太尉周勃在當城（今河北蔚縣）斬殺陳豨。韓信則被蕭何和呂后用計殺死在未央宮中，但是后世史家不認為韓信參與了謀反。

公元前196年3月，梁王彭越未應征劉邦擊殺陳豨的命令，部下勸彭越反叛，彭越不聽。劉邦聽說此事后，命人將他綁到洛陽，廢為庶人，流放蜀青衣（今四川雅安），后來被呂后下令誅全族。公元前196年7月，英布反叛，劉邦親率大軍平叛，英布兵敗后，逃至江南，被當地人殺死。公元前195年，燕王盧綰謀反，盧綰包庇了部下反叛，有秘密與陳豨聯系，后來樊噲率軍攻打盧綰，皇子劉建被立為燕王。四月的時候，盧綰聽聞劉邦過世，于是帶領部將逃亡匈奴。

公元前193年劉邦逝世，漢惠帝劉盈即位，但是朝政大權在皇太后呂雉手中。呂后當權的時候，對功臣、皇族開始了激烈的斗爭，先后殺死了劉邦的寵妃戚夫人、趙隱王劉如意、餓死梁王劉友、逼死梁王劉恢等。在公元前188年，24歲的劉盈逝世，呂后先后立了兩個小皇帝，不久被廢。在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180年，西漢不是皇帝當政，當政者為呂后。呂后還分封了諸呂為王，在呂后死后，周勃，陳平按照劉邦遺訓“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擊殺呂氏，將劉邦之子劉恒迎還進京，是后世的漢文帝。

西漢初年到漢武帝之前，統治者實行“無為而治”的政策，這即是對秦王朝苛政的反思，也是因為西漢遭遇了多年的xxx，百姓、經濟需要恢復。漢文帝及漢景帝執政的三十九年間，繼續減輕徭役、獎勵生產、與民休息的政策，這些使得糧食價格xxx下降，并且也減輕刑罰，重視對社會風氣的改革，史家將其稱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中也有弊病的存在，比如從政策中獲利最多的是商人和地主，入粟拜爵政策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加劇了社會矛盾。不可否認的是，文景之治為漢武盛世奠定了物質基礎。

公元前153年，由吳王劉濞見到漢景帝不斷削藩，產生了反叛的心思。他聯合了楚國、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個諸侯國打著“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共同反擊西漢。漢景帝見此先行斬殺晁錯，但是不能滿足七國的野心，后來委任周亞夫為太尉，聯合漢景帝親弟梁王等諸侯王，共同平息了七國之亂。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繼位。漢武帝執政時期（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西漢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都有不俗的表現，這除了漢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和人民的付出以外，還有文景之治的積累。政治上，漢武帝實行推恩令、遷徙郡國豪杰、懲治地方游俠；經濟上，確定了實行五銖錢，統一了此前混亂的幣值，將鹽鐵規由國家專賣，也實行算緡與告緡的政策打擊富商；文化上，“舉賢良，明教化”也“重法尊儒”，并由董仲舒確立了對儒學的改革；軍事上，漢武帝開始了對匈奴的作戰，任用衛青和霍去病為大將軍，重創了匈奴，除此之外也積極的開拓疆土，在西南、東南、東北地區設立郡縣或者少數民族機構來統治，也與西域建立起了聯系。

漢武帝末年的時候，出現了許多的社會弊病：刑法過于嚴酷；連年的xxx導致了百姓疲憊；鬼神學說盛行。漢武帝末年還發生了巫蠱之亂，使得太子劉據被冤殺，后來查出主謀是劉屈氂和李廣利，由此斬殺了劉屈氂全家，xxx李廣利妻子，此時李廣利正率軍攻擊匈奴，李廣利得知此事后，率軍投降匈奴，導致xxx失敗。漢武帝由此頒發《輪臺詔》，停止了連年的xxx轉為與民休息的政策。

漢武帝死前，將劉弗陵確立為太子，考慮到太子年幼，為防止太后專權，處死了太子生母鉤弋夫人。公元前87年，八歲的太子劉弗陵繼位，是后來的漢昭帝，朝政由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位托孤大臣主持，以霍光為主。霍光主政期間，繼續實行漢武帝晚年修養生息的政策，同時減輕賦稅、刑罰。公元前80年，大將軍霍光、宰相車千秋召集各郡國的賢良文學（官職），頒布法令取消“鹽鐵酒專賣”、罷免鹽鐵官。

公元前74年，漢昭帝卒，昌邑王劉賀繼位，但是劉賀在任上荒淫無度，在位27天后就被霍光廢去。霍光后來選擇立漢武帝曾孫劉詢為帝，是后來的漢宣帝。公元前68年，霍光卒，漢宣帝親政，“勵精圖治”，被稱為“中興之主”，設立西域都護府、匈奴歸降就發生于漢宣帝時期。

漢宣帝晚年的時候，“民多貧，盜賊不止”的言論常常出現在詔書中，這是因為當時的社會出現了土地高度集中和小農大量破產的社會危機，而之后的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統治期間，吏治腐敗、律稅嚴苛、貴族橫征暴斂、地主階級驕奢淫逸，雖然統治者實行了限田令、限奴令、通過更改年號來悔過自新，儒生借助天人感應向統治者諫言，但是這些都無濟于事，農民xxx連綿不斷。

漢哀帝死后，王莽重任為大司馬，王莽一時權傾朝野，立年幼的劉衎（kàn）為皇帝，是后來的漢平帝，還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漢平帝。在公元五年，王莽被加九錫，地位僅次于皇帝，但是王莽仍不滿足，在公元五年臘月，他毒死了不愿服從自己的漢平帝（漢平帝當時14歲），并立2歲的劉嬰為皇帝，此時臣民稱王莽為“攝皇帝”。

公元8年，梓潼文人哀章獻給王莽一個銅匱（銅柜子），銅匱中有符書，寫有“天帝行璽金匱圖”“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來勸說王莽，取代劉氏江山是順應漢高祖劉邦的心意。公元9年，王莽在一番推脫之下，將劉嬰趕出皇宮，自立為帝。至此西漢王朝終結。

西漢初期，由于秦末民變和楚漢xxx導致國力虛弱。河南地區被匈奴占領，同時南越、閩越、東甌、黔中等地也相繼獨立，使得西漢的國土相對于秦朝大幅縮水，除此之外，西漢直接統治的區域內還存在著異姓諸侯國。

漢武帝繼位后，采取了積極的擴張政策，積極開拓領土。前127年（元朔二年），衛青北擊匈奴收復了河南地區，并設立了朔方和五原兩個郡。隨后修筑了光祿塞和居延塞，拓展了西漢的北疆。前121年（元狩二年），漢將霍去病出擊滅了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設立了武威和酒泉兩個郡。此后，又分別設立了張掖和敦煌兩個郡。前111年（元鼎六年），南越國被攻滅，海南島被占領，設立了南海、蒼梧、郁林等九個郡。西南夷也被平定，并設立了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等五個郡。前110年（元封元年），東甌和閩越被平定，歸入會稽郡。前109年（元封二年），吞并了滇國，設立了益州郡。還設立了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個郡，吞并了衛氏朝鮮。漢朝的擴張使得其邊疆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漢宣帝時期，漢朝繼續擴張領土。在烏壘城設立了西域都護府，將西域納入了漢朝的版圖。漢朝的疆域達到了極盛，東吞朝鮮，南據百越，西達蔥嶺，北至大漠，國土面積廣達六百余萬平方公里。在漢宣帝統治期間，漢朝還成功將匈奴降為北藩，并維持了較為穩定的邊疆狀態。

然而，西漢后期，漢朝放棄了海南島和南部一些區域，邊疆地區也有所收縮，但整體疆域變化不大。

西漢郡國設置

西漢的統治方式多樣，有中央控制下實行的郡縣制，有諸侯王分封的諸侯王國，對于邊疆地區有，郡縣制，西域都護府，屬國都尉（根據地區不同，還有校尉、中郎將），羈縻形式。

西漢的郡分為三輔郡和內郡。三輔郡是對京兆尹（京師）、左馮翊（píng）、右扶風的統稱，因其包含皇城、宗廟、陵寢，所以地位重要，郡的長官除了管理地方外，還要參與朝政。內郡就是普通的郡，大概一千里設置一個郡，一個郡下轄十到二十個縣不等，一個郡有近百萬人口，西漢有一百多個的郡。郡的最高長官是太守，地位與九卿的地位。

西漢初年，為了維護統治，實行了分封制。諸侯王在封國有極大的自治權，擁有財政權、司法權、兵權，這嚴重的威脅中央的統治，“七國之亂”之后，漢景帝就對諸侯國進行一系列的制裁。漢武帝時期，推行“推恩令”將諸侯過不斷的分割，隨著一系列的削藩政策，西漢后期，諸侯國已經名存實亡，諸侯王只有經濟特權而無政治特權。

西域都護府是西漢治理西域的最高軍政機構，設置于公元前60年，管轄西域三十六國。

西域都護府是西漢設置在西域的最高軍政機構，設置于公元前60年，最高長官是西域都護。西域都護府在職責上是監理西域三十六國（西漢后期分裂為西域五十一國），不插手各國的政治和經濟，重點在對匈奴的軍事防御。西域都護府的設置表明了自西漢開始，中國就已將新疆地區納入版圖。

屬國是為了安置北方歸降來的少數民族。西漢時期共有七個屬國都尉，安定屬國、天水屬國、西河屬國、上郡屬國、五原屬國、張掖屬國、金城屬國，只有金城蜀國是安置降羌，其余是安置歸降的匈奴。屬國擁有較高的自治權，并且起初不需要交稅，漢宣帝時期才需要交稅，并且稅收比內郡低。

羈縻政策應用在歸屬的呼韓邪單于統治下的匈奴，這是一種寬松的政策，被統治者實行自治，只需要按禮儀朝貢、覲見等。公元前53年，匈奴陷入內亂之中，此時西漢助力呼韓邪單于統一了匈奴。公元前52年，呼韓邪單于遣使到西漢，希望明確匈奴與漢的關系，并且表示在次年，呼韓邪單于將覲見西漢。對于接待呼韓邪單于的禮儀，漢宣帝的決議是，“以客禮相待，位在諸侯王之上”，這也是對匈奴羈縻政策的開始，其余的特殊政策還有匈奴單于可以持黃金璽、“贊謁稱臣而不明“，但是匈奴還要遵守定期覲見、朝貢等規范。

西漢時期的基層統治是依靠三老制（三老制度包含鄉、里、保三級行政單位，能協助地方政府維持社會治安等事項）與國家官吏結合的方式。國家權力在控制基層的同時，也注重對基層的風俗改造，打擊擾亂鄉里的社會勢力，扶持自耕農，傳播儒學等。這其中重要的是察舉制選拔孝廉人才，對民俗的改造。

《漢書·地理志》記載了公元2年（漢平帝元始二年）的戶籍數量為1223多萬，學者們由此數據倒推西漢初年人口，彭祖亮在《中國古代人口專題研究》中認為西漢初年人口為1500-1800萬；趙文林、謝淑君在《中國人口史》認為西漢初年人口為1200萬左右；葛劍雄在《中國人口史》中認為西漢家庭成員平均數量為4.5人，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9%，西漢初年人口數量超過1200萬。

西漢人口發展有四個階段：漢初到漢武帝初年，經濟恢復，人口激增，在漢武帝初年達到高峰；漢武帝初年到漢武帝中后期，由于漢武帝發動了大量的xxx，導致人口銳減；漢昭帝初年到漢平帝元始二年，雖然有災害等不利因素存在，但是由于沒有大規模的xxx和人口增長的慣性，在漢平帝時期，人口達到xxx值6000萬，人口與戶數之比接近5。公元3年（元始三年），由于戰亂和災害，人口銳減。

西漢時期 ，人口聚集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其中范圍xxx且人口最稠密的就是關東地區（今陜西省境內），除此之外，關中平原、成都平原、臨汾-運河河谷盆地的人口也很稠密，與關東相比不相上下，但是范圍不大且與世隔絕。江淮之前的平原、河套平原、太原河谷平原人口數量也較為稠密。其他地區，人口就比較稀少，有的還處在無人區狀態。

西漢時期，除了人口的自然遷徙外，還有政策性的人口遷移，如：弱干強枝、安置流民、募民徙邊等，另外也有不少的少數民族遷徙到xxx像匈奴、東甌等。

西漢的選舉制度中，有察舉制、辟除制（主官招募僚屬）、征聘制（征召有特殊才能的人）、薦舉制（官員舉薦人才）、郎選制（從宮中侍衛中選舉人才）等多種制度，這其中，察舉制最為重要，辟除制是主要的選舉制度。

選舉制度

察舉制度是地方官員向官府推薦人才，人才通過官府設立的科目考核和選拔后，才可以做官。漢文帝漢武帝時期，都曾發詔招收賢良方正人士，但是沒有確定的人數和確定的時間，主要人才招收途徑還是依靠軍功、任子等舊制。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意見，命令各郡國每年察舉孝、廉各一人。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再次下令，若各郡國不能舉薦足額人數，按照不敬論處，免除官吏職位。察舉制度中的考核科目有：孝廉（挑選出孝敬父母的人、廉潔的官吏）、秀才（對太學生的選拔）、賢良方正（挑選能夠直言進諫的人）、明經（挑選能通曉儒家經學的人）、明法（挑選能夠通曉法律的人）、治劇（挑選出具有管理才能的人）、武猛（挑選出能夠治軍打仗的人）等。孝廉科目是察舉制度中的典型，除了選拔人才的需求外，還具有著教化社會的目的，統治者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能夠使得王朝延續萬年。

辟除制是各級主官招募僚屬的制度，在秦代就已經實行。西漢時期，除了一些重要的官員由中央指定，其他的僚屬可以由主官進行任命，從中央的公卿到縣令都可以招募僚屬。人才在經過試用之后，又可以通過察舉、舉薦等方式升任到地方長官或中央官吏。辟除制累積、輸送了大量的人才，但是也存在官員培植私人勢力問題。

西漢中央的官僚制度為三公九卿制，三公指的是丞相、太尉、御史。丞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負責監察百官。九卿指太常（負責祭祀）、光祿勛（管理皇帝的侍衛）、衛尉(管理皇室衛隊)、太仆（皇帝的車夫）、廷尉（管理法律）、大鴻臚（管理外交）、宗正（管理皇族）、大司農(管理政府財政)、少府（管理皇室經濟）。九卿是丞相的下屬，這也反映了進入郡縣時代，丞相成為了政府的正式首長。

漢武帝時期，由于漢武帝本人和宰相田蚡（田蚡是漢武帝舅舅，當時是竇太后掌權，漢武帝在朝堂上處處受限）產生了權力矛盾，所以漢武帝開始擴大尚書臺的權力，并逐步形成了一個聽命與皇帝，由大將軍、尚書臺組成的中朝系統。中朝系統具有真正的決策權，宰相領導的朝廷變成了一個政務執行系統。

西漢三公九卿制度與中朝制

中朝系統各個時期都有所變換，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后逐漸穩定下來。其中，大將軍為最尊者，其中典型的有衛青、霍去病、霍光，并且在衛青、霍去病之后，大將軍開始干預政務。尚書是中朝的核心，漢武帝之后（漢武帝本人對權力管控很嚴格，所此時期尚書的權力擴大有限），尚書的權力和品位（官職的等級）迅速的擴大，并且各個時期尚書的名稱也會發生變換。

漢武帝時期，為了監察地方，將全國劃分為十三個州，每個州設置一個刺史來監管郡縣，這是在秦朝的御史制度發展而來的。刺史品位（官職等級）不高，但是權力很大，可以監察地主豪強、郡縣和封國，非常時期中央御史會派遣侍御史以繡衣直指的身份去地方處理案件。刺史制度保證了中央能有力的管控地方。

西漢有三大財政系統：大司農系統、少府系統、水衡都尉系統。大司農系統在漢景帝之前被稱為治粟內史，后來被改名為大司農，管理糧食收支和政府的財政收支。少府系統主要管理皇室財政收入。水衡都尉系統負責上林苑的財政，上林苑的重要的皇室財政收入，水衡都尉系統設立初衷是管理鹽鐵，后來由大司農系統管理鹽鐵。

漢武帝時期到漢昭帝時期還實行過鹽鐵專賣制度，這是由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三人籌劃的：將全國的鹽鐵都改為國家專賣，成立專門的鹽鐵機構，并且選用家境富裕有鹽鐵經驗的富商擔任鹽鐵官。這個政策雖然被富商和文人反對，認為這是與民爭利，但是漢武帝本人依然在公元前117年（元狩六年）推行鹽鐵專賣政策。

在財政上，西漢還有均輸和平淮政策，均輸政策實行的較早。均輸政策是指，由大司農派出屬官，在地方郡縣將要上繳的貨物沿途賣掉，買回京師需要的貨物，而不是長途運回京師。平淮政策是指，在京師設置平淮官，通過買入和賣出的方式平衡京師的物價，避免富商大賈的囤積居奇。

西漢稅收有土地稅、xxx稅、代役金、雜稅等。土地稅由田租和芻稿稅組成，土地稅主要征收實物（谷物，還可能收過布帛和錢），每年官員們測量土地，依照田畝數征稅，稅率為當時畝產平均數的三十分之一，并且稅額固定，即無論豐收欠受都要交固定的稅。xxx稅通常收錢，對未成年人收口錢，對成年人收賦錢，并且稅額不固定。代役金是成年男子可以通過支付錢財來免除徭役。雜稅中有鹽鐵稅、漁業稅、關稅、酒稅、貰貸稅（ shì dài shuì 針對放貸者的稅務）等。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漢武帝實行算緡與告緡政策。算緡是對商人和放高利貸者多征收財產稅。告緡政策是，商人自報財產，若數額不實，則沒收全部財產，戍邊一年；若有人舉報，則舉報者可獲得查處的一半財產。算緡政策與告緡政策，使得西漢政府短期內獲得了大量資金，也讓許多商人就此破產。

西漢的徭役有大徭役和小徭役之分，大徭役是中央政府發起的力役，小徭役是地方政府發起的力役。大徭役是根據傅籍來征召民眾，徭役期限為一年，做的事情一般都是建設大型工程，比如修陵、轉漕、修路、治河、修宮殿。小徭役的發起年齡為十五歲，主要做本地的修路、治河，轉運糧草，進行手工業生產等，女子也要進行徭役，不過并不是經常性的。法律也允許通過雇人代役的方式，來免除服徭役。

西漢貨幣有兩種，黃金作為上幣，官府鑄造的銅錢為下幣。

西漢時期，黃金作為國家法定貨幣發行，黃金貨幣絕大多數是餅型，極少數是版型，餅狀黃金貨幣有這些特點：重量相對固定；貨幣上刻有重量和各種記號；餅狀貨幣以斤計數，但是可以剪開使用；考古出來的黃金貨幣地域分布廣，但是數量少。黃金貨幣流通上，有比較奇特現象出現：西漢時期，黃金未與銅幣掛鉤過，王莽改制時期有過“一斤黃金值萬錢”的說法；貨幣改革未涉及到黃金；國庫的財政以銅錢為單位，封賞諸侯的時候以黃金為單位。

官府鑄造的銅錢在使用上面臨私鑄成風的問題，由于西漢初年允許私鑄貨幣，造成了民間熔化掉官府的貨幣鑄造出劣幣來得到中間的差價，私鑄嚴重危害了西漢的政治和經濟，為此后期西漢進行了多次的貨幣改革。漢文帝時期，通過承認私鑄貨幣合法性和頒布漢半兩（又稱四銖錢）的方式，使得漢半兩成為了西漢初年較為穩固的貨幣。漢武帝時期，為進一步治理偽幣，又進行了多次的貨幣改革，其中，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頒布的五銖錢制度，通過控制鑄幣權的手段和其他一系列手段徹底的控制了貨幣發行，五珠錢發行后，官府鑄幣規模十分龐大，到漢平帝元始年間，總計鑄幣兩百八十萬億多。五銖錢在漢武帝時期到隋朝700多年間，幾乎是歷朝歷代的標準貨幣。

來自國博君公眾號《在國博“數”錢看歷史【第二輯】?|?策展人分享：從“秦半兩”到“榆莢半兩”》的武帝四銖半兩

漢初，法律比較簡明，只是簡單的約法三章，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漢代的法律不斷的完善。在“法與天下共守”和“禮法并用，德主刑輔”的思想指導下，張湯、趙禹等人修筑了西漢的律令，西漢律令形式有：律（比較穩定的法律形式，規定判罰的尺度）、令（皇帝下發的詔令，在局部地區有效）、科（另外一種刑罰）、比（典型案例），漢武帝時期，還有“春秋決獄”的形式，以《春秋》的內容為判罰依據。這些使得西漢的法律具有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緩和階級矛盾、調整統治階級內部關系、穩定社會秩序的特點。

漢代教育制度有中央的太學，郡國的官學，民間的私學三大類。

中央太學中教授太學生的老師被稱為五經博士，因此太學生也被稱為博士弟子，博士的領導為仆射( pú yè)。太學生主要學習儒家經典著作，只要通過考試就可以按照成績高低授予官職，并沒有固定學習年限。官學的缺點是，老師有時為賣弄學時，故意出一些刁鉆的知識，使得教授出的弟子只知鉆研儒經，不知他物。

郡國官學主要以識字為主。漢景帝末年，蜀郡郡守文翁在蜀地開設了官學，培養了大量人才。漢武帝時期，下令各郡國開設學校。

漢代私學盛行，有類似于今天的小學和大學，教師中不少治學嚴謹、作風樸實的著名學者，也是“漢學”的主要代表。

西漢時期，征兵年齡為23歲。這是因為古人20歲成年，到征兵年齡的時候可以積累出一年的儲蓄來為國家服役。

西漢軍種有：車騎（車兵和騎兵）、樓船（水師和海軍）、材官（步兵）等。

西漢兵役有三種：中央衛兵、戍兵、地方衛兵。

中央衛兵分為保衛首都的北軍和保衛皇宮的南軍，總共不到七萬人。全國的青壯年都要輪流做一年的中央衛軍，并且待遇十分的優厚，基本上不需要自己花錢，并且會有差旅費。

戍兵是需要自己承擔費用，并且期限只有三天，由于路途遙遠，所以允許通過支付戍邊費的方式免除戍邊。

地方衛兵是每年秋天召集郡縣中的青壯年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訓練，另外，遇到突發情況也會臨時征召。

漢朝的外交既有xxx形式也有文化交流、經濟交流等和平形式。

匈奴是西漢的強敵，雙方爆發了不少的xxx。

漢初，平成之戰，漢高祖劉邦被冒頓單于圍困，只能向匈奴求和，通過不斷和親的方式獲得了和平。

漢武帝時期，經過多年的修養生息，西漢積攢了不少的資源，開始了對匈奴的xxx：馬邑之圍，匈奴看破埋伏的漢軍，標志著漢匈xxx全面爆發；河南之役，四路大軍出擊，但是只有衛青攻入龍城，其他的三路大軍（李廣、公孫敖、公孫賀）受到匈奴打擊；雁門之戰，匈奴報復性的洗劫了雁門郡、漁陽郡、遼陽郡等；河南之戰，衛青和李息收復了河套地區，雙方進入勢均力敵狀態；朔方之戰，匈奴南下，衛青反擊，夜襲右賢王；出擊漠南單于，此戰霍去病成名，帶領800人獨自作戰；兩次河西之戰，xxx次河西之戰越過了焉支山，第二次越過了祁連山，重創匈奴；漠北決戰，使得匈奴北走，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匈奴衰落。此后，由于漢武帝發起了對西南、東北、東南的xxx，霍去病、衛青的相繼離世，使得匈奴再度壯大。漢武帝晚年，對匈奴的xxx連連告敗，使得國內經濟崩潰，漢武帝也下《輪臺詔》，匈奴也面臨著內亂，爭奪單于之位。

漢宣帝時期，西漢在西域的影響了越來越大，并聯合烏孫打擊匈奴，并在公元前60年設立了西域都護府，使得匈奴失去了在西域的影響力，另外，匈奴內亂更加嚴重，出現了五單于并立，五位單于也希望聯合西漢的力量一統單于。公元前52年，五大單于只剩下呼韓邪單于和郅支單于，呼韓邪單于通過送子為質的方式，爭取到西漢幫助，統一了匈奴，并向西漢朝貢，至此漢匈雙方歸于和平。而郅支單于則被西域都護府甘延壽和西域副校尉陳湯擊殺，并講出名言“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

西域地區有烏孫、車師、龜茲等國，西漢初年，西域地區被匈奴統治，后來隨著西漢在對匈奴作戰中占據上峰，加之張騫出使西域，西域諸國愿意受西漢統治，并在公元前60年設立西域都護府。

漢武帝時期，張騫分別在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23年兩次出使西域。xxx次出使西域是為了聯系到與匈奴有仇的大月氏國，漢武帝希望能和大月氏聯合共擊匈奴。張騫途中曾被匈奴俘虜，后來張騫趁機逃到大宛國，并聯系到了大月氏，此時大月氏已經轉由游牧民族轉為農耕民族，不再渴望復仇，張騫只好返回西漢，在路途中又被匈奴俘虜，后來趁匈奴大亂才回到西漢，西域各國經此也開始與西漢建立聯系。此次出使西域歷時13年，張騫使團中的100多人僅有張騫和堂邑父返回西漢。并且張騫推斷可由西南地區到達身毒國，漢武帝隨后派張騫尋找身毒國，但是由于西南部族的阻攔，并未成功。

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匈奴遭受重創后，依靠著西域的資源與西漢斗爭，漢武帝本人想爭奪西域，加之張騫此前因延誤軍期而被貶，所以張騫率領著300多人的使團再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西域十分順利，張騫使團到達西域后，就返回西漢復命，并派遣數個副使前往大月氏、大夏、康居、身毒等國。張騫于公元前115年回到長安，被封為大行令，位列九卿，在第二年卒。派遣的副使也陸續返回了西漢，還帶回了西域諸國的使者。

張騫出使西域的意義重大：中原重新與西域聯系；促進中原與西域的商品貿易；為后來國際貿易的興盛奠定基礎；促進西漢和西域諸國的交往；擴大了反匈奴聯盟，西漢與烏孫和親，劉細君嫁入烏孫，西漢與烏孫聯合；張騫使團與西漢友好的政策給西域民眾留下了友好印象，西漢統治西域建立有利條件；張騫精神鼓舞了后世人民。

東北地區有烏桓、鮮卑、夫余、挹婁。

烏桓漢初的時候隸屬于匈奴，發生過不滿匈奴統治而反抗的事件，在西漢攻破左賢王部后，臣服于西漢。鮮卑在漢初被匈奴打敗，遷徙到遼東地區。夫余處在奴隸社會。挹婁的資料比較少。

羌族分布在青藏高原、四川西北、甘肅西南等地，羌族分為河湟羌、五都羌、發羌，他們與匈奴聯系較為緊密，漢武帝時期，通過占領河西地區，分割了羌族與匈奴的聯系，并設置了郡縣管理部分羌族。

西南地區有夜郎、滇、昆明等少數民族。南越曾經在自立與依附西漢之間反復，漢武帝時期，發兵平定南越，并在西南地區推行郡縣，設置了益州郡、昆明郡，西漢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統治，將西南地區納入中國統治。

南方地區有荊州諸族、百越諸族、閩越、甌越、西甌、南越等，在西漢時期也被設置郡縣管轄。

公元前108年，西漢在朝鮮設置四個郡縣，玄菟、臨屯、真番、樂浪，管轄朝鮮地區，漢武帝末年撤銷了臨屯和真番。

西漢時期，日本處在部落文明，有100多個部落，但是開始定期覲見樂浪郡的太守了。

由于絲綢之路的暢通，西漢和歐洲與東南亞也有所交流。羅馬帝國的貴族曾以穿漢朝的絲織品為時尚。

西漢時期，官府是十分重視農業的發展，這是因為官田在土地中的占比相當大。官府設置專門的官吏管理糧食的收支，推行代田法的趙過就曾擔任過搜粟都尉。

在農業技術上，西漢時期的農業土壤改造、耕種工具、成熟體系等都有進步。《禹貢》中認為，天下九州中，土地質量xxx的部分是雍州、徐州、青州、豫州，即黃河流域，土質較差的地方是西南山區和長江流域。西漢時期的《氾勝之書》《淮南子》《九章算術》也都記述不同的土壤分類，表明人們對土壤認識不斷加深。除了對土壤認識加深之外，也提出了對土壤改造學說，《氾勝之書》中提出對土壤進行精耕，實施綠肥或糞肥，區分種植等方式來進行土壤改造；趙過創立代田法，在田溝中種植的方式，起到了培土、除草、施肥、固苗四大作用。

不同地區的有著不同的耕種工具，偏遠地區的犁偏大、官員也鼓勵鐵犁牛耕的使用，這是因為偏遠地區的土壤未被開發，土質偏硬。而農業較發達的地區，使得的犁偏小，兩個人就能使用，所產生的田壟距離也偏小，能最大化利用土地。

西漢初期，黃河中下游地區已經有四年五收的耕種體系。《氾勝之書》中記載了收完粟谷后種植小麥的耕作方式，以及將幾種作物間作套種的方式。但是，在農業不發達地區仍然保持著刀耕火種的方式。

西漢時期，各地的農業發展都不相同

關中地區、關東地區（黃河中下游平原）是開墾最為充分的地區，官府重視這些區域的農業發展，通過推廣鐵犁牛耕、遷入富戶、減輕賦稅、興建水利等方式鼓勵農業發展，除此之外，這些地區擁有悠久的農業歷史。

巴蜀地區開墾較為充分，巴蜀地區得益于戰國末年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使得這個地區有了沃野千里的稱號。

西北、東北、淮河以南，這些地區開墾十分有限，這是因為受限于氣候，不利于農業開墾，另外地廣人稀，缺乏勞動力。

西域地區在漢武帝時期實行了屯田制，輪臺、渠犁的屯田面積最廣、時間最長。新莽時期，由于匈奴再度控制了西域，屯田制被廢除。

在個體耕作上，據統計，兩漢時期的每個農戶擁有大概70畝土地（合算168小畝），由于要應付必不可少的開銷和稅費，所以逐漸形成一年多熟的耕種體系，耕種工具也因此豐富起來。西漢，農民主要種植粟、麥、豆等農作物。張騫通西域后，帶回了西瓜、黃瓜、<a href="http://www.gelinmeiz.com/226523/" target="_blank">蠶豆、青蔥、大蒜、胡椒、芝麻、葡萄和苜蓿等作物。當時蔬菜有：瓜、瓠、葵、冬葵、苜蓿、芥、菁、芋、襄荷、生姜、蔥、青蔥、大蒜、韭蔥、蘿、蘇等。經濟作物有：蠶、麻、芝麻、胡瓜等。在糧食產量上，漢初一畝地可以產粟或麥六斗九升。漢武帝時期，高產田產粟或麥一石一斗五升。

漢武帝時期，已經認識到了水利對農業生產的作用。以都城長安為中心，興建水利設施，先后修建了漕渠、龍首渠、劉輔渠、白渠、成國渠、靈軹渠、??渠。在西北地區，為抗擊匈奴也修建了大量水利設施。其他地區的水利工程發展比較緩慢。

龍首渠是莊熊羆（pí）建議修建的。公元前128年，漢武帝征發士卒萬人挖渠，從征縣（今澄城縣）引洛水，工程開始使用開山挖明渠的方法，但是工程量太大，并且容易坍塌，后來采用井渠法，因為工程中發現了大量恐龍等動物化石，所以命名為"龍首渠"，公元前117年，龍首渠完工，但是由于井渠未得到加固，加之由于一些地區土質松軟造成了坍塌，所以很快就廢棄了。但是龍首渠所使用的井渠法（俗稱坎兒井），在水利上有很大的作用，后世傳入到西北，在水利灌溉中長期使用。

黃河在西漢時期開始泛濫，但是受限于對黃河泛濫的認識加之科技水平不高，官府應對政策主要有有堵塞缺口和放任自流，例如：公元前132年漢武帝時期，黃河在河南清豐縣西南口決堤，漢武帝征發民夫十萬人堵塞決口，但是不久堤口被沖毀，丞相田蚡建議“天河之事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后來就放任黃河橫流二十年，直到公元前109年，漢武帝花費巨資堵塞住了決口。

在公元前17年，丞相楊焉提議鑿砥柱山，為黃河疏通河道，但是鑿下的山石落入河道后反而加急了水流。這一年黃河再次決堤，丞相史孫禁來到受災地考察，他想要開鑿大河引黃河入海，雖然會毀壞一些田畝，但是能止住災害，并且可以獲得數萬畝的良田。這個提議后來被同行治河都尉許商否決，放任黃河自流。

西漢王朝統治下的區域當中，主要的牧區是西域牧區（今新疆地區）、西南的半農半牧區、長城沿線和隴西的半農半牧區，其余的地區是將畜牧業作為農業的補充，飼養六畜輔助農業生產。另外，由于官府支持和官營牧場的存在，馬匹的數量大量增加。

由于取暖制作木器弓弩等需求的增加，林業也是很重要的產業。隴山秦嶺和巴蜀成了重要的木材基地。同時，西漢時期已經有了護林、造林、育林的概念，通過設置禁伐期、人工造林育林來保護林業資源。但是，在一些地區仍有燒林改田的行為，貴族集團追求奢靡，也造成林業資源的破壞。

西漢時期，吃魚的風氣普遍，魚販子也有可能暴富。在捕魚方式上除了采用垂釣的捕魚方式外，還有刺魚、網魚、誘餌等方式。得益于航海技術的進步和捕魚技術的提高，除了對淡水魚的捕撈，漁民也開辟了海上漁場。除了自然捕魚，還有水產養殖的形式，如巴蜀地區的稻苗魚等。但是此時期，官府對漁業是不支持的態度，認為漁業會破壞農業的發展。

西漢時期，手工業的類型有：染織業、冶金業、漆器業、陶瓷業、制鹽業、釀造業、軸車制造業、造紙業等。在經營方式上，有官營手工業、民營手工業、個體手工業、家庭手工業。

官營手工業的目的是：為統治集團服務，制造出奢侈品或者制造服務于軍隊的產品；壟斷一些有關國家經濟命脈的手工業。這使得官營手工業生產有這樣的特點：作坊規模大 ；產品的數量多并且精細；產品的成本高。官營手工業上，中央上還設置了許多官職來管理手工業，如：設置將作少府管理修建陵寢、宮室等建筑；少府系統中設置西織令丞、東織令丞管理絲織業；設置平淮令管理染色業；設置考工令管理管理兵器、弓弩、刀鎧的制作。地方上也設置了鹽官、鐵官、工官、服官、樓船官、金官等來管理相關手工業。

民營手工業是富商大豪以盈利為目的開設的手工業作坊，在“鹽鐵專賣”之前，西漢政府是允許私營冶鐵、制鹽、釀酒行業的存在。在民營手工業當中，冶鐵、制鹽、釀酒業需要豐厚的財力，所以規模較大、工匠多；而其他的民營手工業，例如：漆器、陶瓷等行業，規模小、數量多。另外，開設民營手工業的富商大豪們由于具有豐富的經營經驗，所以在“鹽鐵專賣”之后，在官府中擔任一些職務，來管理手工業。

個體手工業是個體工匠專職開設的作坊，受限于資金與生產技術，不能生產出高品質、多數量的產品，但是他們依然是手工業當中重要的一支力量，通過辛勤勞動，來滿足廣大百姓的生活需求。

家庭手工業是家庭當中的手工業，其中，紡織業在家庭手工業當中占比比較大。家庭手工業的特點是：生產出的產品是以滿足家庭所需為主要目的，其次才是售賣；家庭手工業的制造者一般以女性為主；普遍存在于，地主家里都有從事手工業生產的；自給自足能力強，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男耕女織”就是家庭手工業的形象說明。

染織業是西漢規模xxx的手工業部門，染織業包含紡織業部門和印染業部門。在實際生產中，即可以先染色再紡織，也可以先紡織再染色。

馬王堆的直裾素紗衣

西漢時期的紡織業在春秋戰國和秦王朝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紡織業部門主要生產絲織品和麻織品。根據現有的資料，能得知紡織業使用的織機是“腳踏提綜斜織機”。

絲織品使用的原料是家蠶的蠶絲，主要原料產地有黃河中下游平原、關中平原等地區，臨淄、襄邑等地是當時的紡織業中心也設有服官為皇室提供絲織品，生產絹、紗、羅、羅、綺、錦、繡等絲織品。在產量上十分可觀，根據史書記載得知，皇帝賜給大臣或匈奴的絲織品一次能達到百萬匹；在質量上，馬王堆出土的絲織品能證明，西漢初年就能制造出薄如蟬翼的絲織品，當然，這也和當時家蠶的品種和體型大小有關系。2016年，王亞蓉團隊通過重新培育蠶種等方式，復織了素紗襌衣。

雖然絲織品的產量很高，但是普通人仍是只能穿麻織品或葛織品的衣服。麻葛織品中，最精細的織品依然是馬王堆的織品，能做到和現代細布相仿的程度。

除了上述的幾種織品外，少數民族生產的毛織品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漢武帝時期，毛織品在長安十分的暢銷。

西漢時期，印染業的發展表現在能利用植物染料和礦物染料配出豐富的顏色，在工藝上出現并推廣了印花工藝。

冶金業是西漢的第二大手工業部門。冶金業當中，包含采礦業部門、冶鐵業部門、冶銅業部門、鑄造業部門。

戰國時期，人們就探明了不少的礦床，到了西漢時期，探明的銅鐵礦廣泛的分布于全國范圍。采礦技術也得到了發展，能對不同類型的礦床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挖掘。

除了采礦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料之外，冶鐵業的發展還得益于：當時社會需要鐵器作為農具和兵器等；冶煉技術的發展，高爐煉鐵和鼓風設備得到發展；鑄造技術的提高，鑄鐵脫碳技術出現；商業的發展促進鐵器流通。西漢末期還發明了炒鋼技術和百煉鋼技術。這些原因使得西漢時期鐵器產量高、質量好，并且由于鐵的高產，鐵的價格下降到銅的四分之一。漢武帝和桑弘羊還設置了49處的鐵官管理主要的產鐵處，主要集中在山東、陜西、山西、河北等地。

冶銅業主要應用在生活用具、弩機和貨幣的制造上，所應用的“膽水取銅法”是中國古代水法冶金的開端。

來自于國博君公眾號《國博珍藏云欣賞?|??中國古人與犀牛的過往》的西漢錯金銀云紋銅犀尊

在鑄造業上，分工更加細致，可以被劃分為：制模、制范、烘范、熔鐵、鑄鐵等過程。生產工具上，使用陶范鑄造鐵范，用鐵范來鑄造成品，鐵范能夠重復使用，降低了成本，鑄造出的成品在制造農具和工具上是很好的材料。

除了冶鐵和冶銅外，還有其他的金屬冶煉，如青銅業、金業等。西漢時期，隨著鐵器和銅器的使用，青銅業的發展放緩，但是仍有很好的工藝品出現。中原地區流行素面、鎏金、錯金銀等風格的是青銅器；長城以外的北方地區流行在青銅器上雕刻人、馬、牛、羊、虎、鹿等動物紋飾；南方地區的青銅器更多表現西南少數民族在日常生產生活、xxx、舞蹈、祭祀的情景。

西漢漆器制造業覆蓋了當時的生活用具，盒、盤、鼎、壺等生活用具都有漆器制品，除了有實用價值外，還具有耐用、造型精美的特點。主要的漆器產地是蜀郡（今成都）和廣漢等地，比較有代表性的漆器是馬王堆出土的彩繪云紋漆鈁。

彩繪云紋漆鈁

西漢時期，陶瓷業不僅制造器皿用于生活所需、陪葬物，還可以燒制成建筑材料，例如：磚、瓦、瓦當、下水道等，其中以磚瓦為主。西漢時期，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陶器在種類、形態、燒成溫度、紋飾都不同，可粗略的分為灰陶、硬陶、鉛釉陶。灰陶在全國范圍內都比較普及，灰青色，火候均勻，質地堅硬；硬陶流行于長江以南，由黏土制成，比灰陶的火候更高、質地更堅硬；鉛釉陶流行于黃河流域、北方地區、四川、湖南、江西等地，產生于西漢中期，盛行于東漢，燒成溫度低，但是質地不夠堅硬，釉易脫落，所以常用來陪葬。

制鹽業與人民生活關系重大，西漢前期允許私鹽的販賣，但是在漢武帝推行“鹽鐵專賣”之后，官府壟斷了制鹽業，并設置鹽官管理鹽業，鹽官主要設置在巴蜀（今四川）。當時，鹽主要有這四種來源：池鹽、海鹽、井鹽、巖鹽。池鹽主要生產地是在河東安邑（今山西運城的運城鹽池），池鹽的特點是以日光暴曬就可以產鹽；海鹽的生產地是在濱海地區，海鹽的生產是需要將海鹽放在大鐵盆中煎煮海水得到；井鹽的主要生產地在巴蜀，井鹽的生產是從鹽井中提取到鹵水，再將鹵水煎煮得到的；巖鹽又稱為“戎鹽”，這是因為巖鹽的主要產地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巖鹽是鹽湖天然結晶的鹽，在人工采集后就可以食用，并且相對而言品質較高。

西漢時期，釀酒業得到了發展，制曲的技術，對酒曲分類更細致；濾酒的方式改進；釀造工藝改進。另外，中原的釀酒業一般使用谷物釀酒，也有甘蔗酒，另外，由于釀酒消耗的谷物多、釀酒業規模大，民間的釀酒業被禁止過。西漢時期的葡萄酒主要來源于西域。

西漢時期的造車業主要由官營為主導，制造戰車和客車供給軍隊和皇室使用。西漢時期，車的存量多，無論是軍事行動還是平常的運輸都使用了大量的車，另外車的種類也比較多，有兩輪車、四輪車等。

西漢時期，重要造船業基地在廬江郡（今安徽潛山），造船業能生產客船、貨船、戰船等船只，并且造船即使得到了發展，帆、碇(早期船錨)和櫓得到了使用。

我國最早的紙是在甘肅天水放馬灘發現的西漢時期的紙質地圖，這證明西漢時期，就已經開始造紙，并將紙作為書寫的工具。

來自國博君公眾號《全球博物館接力展珍藏?|?國博專場上講解的文物們》的西漢甘肅金關紙

漢代度量衡

西漢時期，交通更發達，這不僅能夠鞏固國家統治，還能促進商業發展。

陸上交通線有：長安到西域的絲綢之路；長安向北的秦直道和通向西北的回中道；通向西南的子午道；通向東南地區的交通干線；原秦朝通向華北平原、黃河中下游平原的交通線。

水上交通有：開鑿的運河和溝渠等，西漢政府還特別的打通黃河航線，使得能將全國的物資通過漕運運往首都長安。水上航線有：黃河航道、渭水漕運等。另外，海運也作為內河航運的補充，今福建省地區在古代由于山脈的阻礙，一般靠海運轉內河的方式進入中原地區。

西漢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物產，為商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商人也富裕起來，但是官府以立法的方式貶低商人的地位，這是為了保護農業的發展。漢武帝時期，頒布了“算緡”和“告緡”來鼓勵百姓互相告發，這雖然增加政府收入、打擊富戶強豪，但是也打擊了商業的發展。

史學家根據司馬遷的《貨殖志》將西漢劃分為15個經濟區

西漢經濟分區

西漢時期，城市的規模與數量激增，此時的城市不僅僅是人口聚集地還是政治、經濟中心。為了方便管理，城市區域被劃分為住宅區、手工業區、集市區、官署等區域，并且商人需要在官府登記“市籍”才能居住和經營，而官府也會在抑商時，依據“市籍”打擊商人。

都城長安地處關中平原核心地帶，是一個擁有農業發達經濟區和豐富資源的重要城市。它位于隴蜀之隙，成為隴蜀貨物集散地，商賈云集，同時也是南通巴蜀的交通要道。作為關中地區的經濟中心，長安擁有眾多的人口和豐富的財富，被譽為全國性的xxx。在這座城市里，聚集了許多學名家資財富的大商人，其中有名的有"諸田"、韋家栗氏、安陵及杜縣之杜氏。長安的商業活動繁榮興盛，貨物買賣興旺，人口眾多，消費奢侈。即使在東漢時期，長安仍然保持著繁華。

除長安之外，洛陽、成都、邯鄲、臨淄、宛城被稱為五大名都。

洛陽從西周時期開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軍事要塞、政治中心和工商業城市。在秦和西漢時期，洛陽涌現出眾多的大商人，他們家財豐厚，成為城市的經濟支柱。洛陽的地位在東漢時期進一步提升，成為了國都，吸引了更多富商大賈的聚集。著名商人師史就在洛陽有數百計的車運轉貨物，家財累計達到七千萬。洛陽城內居民主要從事手工業和經營商販的行業，其內有豪門大族和商賈胡貊等各種異方雜居。洛陽通過其地理位置和歷史地位的重要性，逐步發展成為政治、商業和手工業的中心。

成都在秦代時期就開始了發展，張若被任命在成都經營并修建府舍，設立鹽鐵市官等。成都地處成都平原，擁有豐富的土地、水資源和山林等自然條件，這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在秦滅六國后，趙國人卓氏和山東的程鄭等人遷徙到臨邛和成都，他們進行鐵冶和商貿活動，為當地帶來了財富。張若被命令經營成都城，并進行府舍建設和商貿活動。卓氏和程鄭等人在臨邛和成都進行鐵冶和商貿活動，使當地變得富庶繁華。經過李冰、文翁和廉范等太守的經營開發，成都變得更加富庶。成都居民習慣夜作，夜市發達，工商業興盛。成都憑借其優越的自然條件和人才聚集，逐漸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工商業中心。

邯鄲地區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這使得個手工業和商業發達。作為趙國的國都，邯鄲在戰國時期已經發展成為商賈、技藝和倡優等人才集中的地方。邯鄲地區盛產鐵礦，鐵冶成為當地重要的產業。在西漢時期，封于趙地的諸侯王國仍以冶鑄為主要產業。邯鄲地區憑借其地理位置和資源優勢，成為了一個手工業和商業發達的地方。

臨淄作為齊國的國都，早在戰國時期就是手工業和商業繁榮的地方。它地理條件優越，位于大平原腹地，適宜桑麻種植，臨近海洋也有利于漁業和鹽業的發展。臨淄的人民熱衷于商賈之業，商業活動十分繁榮。在秦滅齊后，有部分商人遷徙，但臨淄仍然保持著商賈之業的興盛。在西漢時期，臨淄的人口可能超過了戰國時期的盛況，工商業繁榮興盛。

南陽（古稱宛城）作為夏人居住的地方，早在古代就開始了開發。它地理條件優越，擁有廣闊的大平原和豐富的物產，這為其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外，南陽的交通便利，連接著武關、鄖關以及漢、江、淮等地，使其成為一個重要的商貿中心。梁人孔氏等被遷徙到南陽后，繼續從事鐵冶等舊業，孔氏在南陽開設大鑄作坊，因通商賈之利而富甲一方。南陽的行商以孔氏為師，游商于全國。南陽因其地理和經濟優勢，成為商貿中心，人口眾多，富商大賈和大地主居多。在東漢時期，南陽更成為了劉繽、劉秀兄弟的故鄉，進一步加強了其經濟地位和商業活動的發展。

絲綢之路是連接中西方的交通網，由李希霍芬提出，多為學者完善。絲綢之路交通網可以分為草原絲綢之路交通網、沙漠綠洲絲綢之路交通網、南方絲綢之路交通網、海上絲綢之路交通網，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以張騫出使西域為代表的沙漠綠洲絲綢之路。要注意的是絲綢之路每一段的開辟時間和運輸貨物都不同，一部分絲綢之路根本不運輸絲綢。

絲綢之路交通網

草原絲綢之路最遲于公元前六世紀開通，中間橫跨歐亞大草原，由于游牧民族的遷徙和游牧，中西方由此進行了交流，據推測，游牧民族有可能進行了最早的絲綢西傳。

張騫出使西域使得沙漠綠洲絲綢之路進入新時期，這條通道連接著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歐洲，促進了貿易和文化交流。張騫出使西域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烏孫等國，他的副使也到達了安息、奄蔡、條支、身毒、靳等國，建立了聯系。同時，中亞、西亞、南亞的國家也陸續派遣使節到漢朝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中國商人通過這條陸路通道大量向西方運輸絲綢和其他商品，同時西域各國的特產也進入中國。張騫的西域通使開辟了一條重要的陸路通道，促進了中亞、西亞、南亞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和文化交流。這條陸路通道為中國商人向西方運輸絲綢和其他商品提供了便利，同時也引進了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這種貿易和文化交流的活動為各國帶來了經濟繁榮和文化交流的機會。

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國見到蜀布與邛竹杖，知曉有道路溝通蜀地和身毒國，曾想要探明道路，但是遭遇到南方諸族的阻攔。南方絲綢之路也稱為“蜀身毒道”北起于四川成都，經云南南至緬甸，進入印度洋與海上絲綢之路連接，或者進入印度。全長兩千公里，具有悠久歷史。商人在這條商道，將巴蜀的鐵、布、朱提的銀和邛都的銅，販運到南中，將南中的筰馬、僮則販運到xxx。

南方絲綢之路，也稱作蜀身毒道（身毒是一個國家）

漢武帝平南越之后，有了條件開辟海上絲綢之路。今廣西合浦和廣東徐聞成為了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和重要港口，這條航路上的商品有：黃金，絲綢、銅、鐵、玉器等。海上絲綢之路是通過南海至印度洋，進入地中海到達歐洲。有希臘-埃及-地中海航線，紅海亞丁灣航線，亞丁灣至印度洋、斯里蘭卡航線，印度、斯里蘭卡至中國航線。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連接起了中西方，推動了東南亞、南亞的海上貿易，并且在后世變得愈發重要。

西漢初年，蕭何曾整理文字，這是對秦代“書同文”的延續。西漢時期，大篆（秦國文字）、小篆（秦統一后，對大篆的省改）、隸書都有使用，但是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使用隸書。

漢代的文學主要有漢賦、散文、詩歌三類。

漢賦是在楚辭的基礎上形成的，特點是，辭藻華麗，內容上主要描寫上流社會奢靡的生活和社會繁榮。雖然內容上空虛，形式稍顯呆板，但是對后世的遣詞造句等方面有積極影響，這其中以司馬相如的作品為代表。

散文以賈誼、晁董仲舒等人的政論文和奏疏為代表，主要思想是總結秦亡漢興的經驗教訓、維護大一統局面、記錄當時的政策情況等，如：賈誼《新書》（又名《賈子》）中提出“重農抑商、以民為本、限制諸侯國等思想；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提出維護大一統、君權神授、三綱五常、天人感應等思想；桓寬整理的《鹽鐵論》記錄了賢良方正們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對鹽鐵專賣等政策的討論。

詩歌是民歌經文人加工后的作品，題材上豐富多樣，有描寫愛情的、控訴xxx的、反抗壓迫的等等。語言生動，形式上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其中五言詩最多。比較有名的詩歌有：劉邦《大風歌》、無名氏《陌上桑》等。

西漢史學以司馬遷的《史記》和《戰國策》為代表。《史記》是中國xxx部紀傳體通史的史書，記錄了上古到漢武帝3000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列傳（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跡）、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歷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共一百三十篇，被評為二十四史之首。魯迅評價：“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漢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劉向和劉歆父子奉命校正整理古籍。他們將古籍按照六類進行分類，包括經傳、諸子、詩賦、兵書、術數和方技，并由不同人負責校訂和敘錄工作，劉向負責經傳、諸子、詩賦部分，后來編成《七略》一書，后來劉向編寫的部分又單獨成書，稱為《七略別錄》。

在技術上，劉向和劉歆父子大規模繕寫定本、編撰敘錄的范例和制成系統目錄的范例，這對后世“目錄學”奠定很大基礎，被稱為“目錄學”鼻祖。

除《七略》以外，劉向還將先秦的一些零散史篇整理為《戰國策》。《戰國策》全書共三十三篇，為國別體史書：西周一篇，東周一篇，秦五篇，齊六篇，楚四篇，趙四篇，魏四篇，韓三篇，燕三篇，宋、衛合一篇，中山一篇。記錄從東周貞定王十七年（前452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共245年的歷史。

漢初，統治者為修養生息，所以黃老之學盛行。經學興起后，道士被排擠，道家衰落。后來因為圖讖學（預言學）興起，部分道士與讖緯學結合來求得統治者青睞。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將法家、兵家、陰陽五行家等思想融入到了儒家學說之中，編寫《春秋繁露》用儒家觀念吸收和改造陰陽家的宇宙觀念，使得董仲舒的新儒學在意識形態和科學文化兩個層面提升很大。

西漢末年，讖緯學（預言學）盛行，這是由于董仲舒的新儒學中融合了神學導致的。王莽就曾借助讖緯學來表明自己的正統地位；劉秀起兵也借助了讖緯學為自己制造輿論。

西漢的雕塑主要體現在俑像和墓葬石刻上。

關中地區的西漢人物俑形象高大，做工細致。在動物俑上，工匠會根據材料特點制作不同的造型。漢俑多采用夸張和變形的手法，相較于秦俑更有藝術氣息。

墓葬石刻有石闕、石獸、畫像石、畫像磚四種。石闕是一種與建筑融為一體的雕塑，主要作用是標明墓葬入口，并且有旌表（表彰）、祭祀等功能。石獸是大型圓雕的代表，比較有名的是霍去病幕前的石獸。畫像石和畫像磚是興于漢而又式微于漢，主要內容是表現墓主生前的環境，能夠表現各地的民俗特點、社會生活等多方面，畫像石還有祈求死者庇護生者的思想所在。

來自國博君公眾號《西漢畫像磚?|?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的畫像磚·馬

西漢時期，彩繪帛畫成為一種重要的藝術形式，馬王堆和金雀山出土的帛畫均表現了墓主生前的奢侈生活和祈求升天的愿望，勾線勁利嫻熟，畫面鮮麗絢爛。另外，壁畫也十分發達，武帝、宣帝、獻帝等皆有記載。漢代貴族地主崇尚厚葬，墓室壁畫十分考究，題材包括現實生活、歷史故事、神話傳說、祥瑞迷信等。1972年，發現于內蒙古和林格爾的50多組的漢墓壁畫，風格與帛畫一致。漢代政府還設置了畫官，元帝時畫官毛延壽繪王昭君像以通匈奴。鄧禹曾任畫官，張衡、蔡邕等人皆善畫。劉褒畫的《云漢圖》和《北風圖》顯示漢代繪畫作品已具有了一定的感染力。漢代繪畫以其多樣化的主題、細膩的技法、生動的表現形式，成為中國繪畫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上漢代是一個承前啟后的時期，其建筑藝術特點在布局和結構、門窗形式、以及藝術應用等方面均表現出獨具特色的風格。在漢代建筑中，布局和結構呈現出對稱、均勻和疏朗的特點，優美的頂部和穩固的基部體現了建筑的氣勢。門窗變化多樣，自由流暢，為建筑增添了更多的設計元素。此外，漢代建筑也充分利用了其他造型藝術，如繪畫、雕塑等，將它們融合到建筑之中，使建筑的藝術價值更加豐富與高超。

西漢高臺建筑比較多，漢武帝在上林苑建的柏梁臺，臺高20仗，臺上有銅柱高30仗，柱上刻有仙人托承露盤的雕像。這反應了帝王的威嚴和皇帝對享樂、長生不老的追求。

西漢初年，由于先秦的雅樂丟失嚴重，加之開國將領多為楚人，宮廷音樂開始和民間音樂特別是楚歌建立緊密聯系。漢武帝時期，由于獨尊儒術，根據儒家禮制，音樂有了神圣的光環，但是音樂也成為了政治的附庸。張騫出使西域后，傳回了胡樂，至此中國的音樂有了古樂（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本土音樂）和胡樂之分，胡樂不僅包括外族的音樂還有佛教音樂。

漢高祖劉邦曾在酒宴中舞蹈，趙飛燕（漢成帝寵妃）、戚夫人（漢高祖寵妃）、李夫人（漢武帝寵妃）也是十分擅長舞蹈，上行下效，使得中國舞蹈在漢代繁榮。漢代的舞蹈不僅融入了武術、雜技等肢體動作，還利用了衣袖和衣巾表現藝術美。民間舞蹈常見的有《七盤舞》《建鼓舞》等，舞者多為侏儒，即娛眾人也娛神。漢代的舞蹈理論重視現實性，忽視再現性的具備故事和戲劇性的作品，譜寫了中國舞蹈觀念的主題旋律。

西漢時期的體育雜技多種多樣，有角力（摔跤），西漢時期角力更多的向表演方面發展，而降低練武的作用；射箭，周以來的傳統藝能，漢代特別重視步射和騎射；擊劍，始自漢高祖劉邦劍斬白蛇；蕩秋千，由戰國時期北方戎族傳入，女子身穿艷麗的衣服，由旁人推動；與兵法相關的圍棋；還有投石、舉重這些源于戰國時期的運動。

西漢在科技方面的成就有數學、天文、歷法、物理、地理學等。

數學上，《周髀算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數學著作，里面涉及到勾股定理；《九章算術》歷經西漢和東漢多位數學家增補，不僅涉及到平方、開平方還有負數概念，負數運算等概念。

天文上，西漢時期，記錄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陽黑子運動；馬王堆的《五星占》記錄了五大行星的運行。

歷法上，漢武帝時期，司馬遷、落下閡、鄧平等人改《額項歷》而制定的《太初歷》是一項重要的歷法，它通過采用二十四節氣和插入閏月的方式，能夠準確地測算時間，使誤差每399年僅有一日。后來在漢成帝時期，制定了更為精確的《三統歷》，使太陽年的計算誤差降低到每1539年只有33.5秒。這些歷法的制定和完善，對于中國古代科技、農業生產和社會文明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物理學上，西漢時期，人們在日常的生產勞動中認識到了許多物理學原理，比如：雪花是六角形的；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這是天平式濕度計的原理；馬力既竭，辀猶能一取也，這是對慣性現象的認識等等。在物理實踐上，西漢制作的透鏡在20世紀80年代才被仿制出來。

地理學上，《史記》、馬王堆出圖的地圖都表現出西漢繪圖的水平高超，一些繪圖手法類似于現在地圖的等高線畫法。

舊家族是六國的權貴后裔，隨著秦朝的統一，他們喪失了世卿世祿等特權，但是依然有較大的影響力，列如項氏家族先祖曾是楚國將領，項羽就以此起兵，并且立楚懷王后人為王，獲得了很大的聲望。所以西漢為鞏固統治，漢初的時候就將舊家族遷到都城長安，以此遏制舊家族的影響力。

漢初，為方便統治廣闊的疆域，對皇族進行分封，建立了許多的諸侯國。后來，隨著諸侯國勢力壯大，中央與諸侯國的矛盾不斷增加，“七國之亂”之后，諸侯國喪失了中央的對峙能力，漢武帝實行的“推恩令”瓦解了諸侯王的勢力，使得西漢后期諸侯王喪失了政治上的特權。

西漢時期，外戚可以擔任絕大多數官職，因此可以進入到權力深處，西漢時期多個外戚家族涉及到把控政治，比較有名的有呂氏家族（以呂后為代表）、竇氏家族（以竇太后、竇嬰為代表）、王氏家族（以王莽為代表）、衛氏家族（以衛子夫為代表）、霍氏家族（以霍光為代表）等。

官僚分為高級官僚和低級小吏。高級官吏的強勢在于他們本身是可以影響或制定政策，并且和家族勢力結合。小吏的強勢在于他們是政策的執行者，并且可以和地方的豪強聯合。

富商是一個強勢群體，雖然沒有政治資源，但是可以將自己的經濟實力轉為政治資源，不少的富商與官吏聯系，以謀取更多的利益。西漢時期，官府也注意到富商勢力的強大，采取過各種方式限制商人地位的手段。

游俠的強勢來源于自身的暴力。在太史公的筆下他們“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但是這些只是少數的好游俠（以郭解為代表），還有很多恃強凌弱的“游俠”。另外，游俠的道德觀念不同于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念，這也是太史公說他們“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的原因，并且游俠一般都擁有較多的追隨者。漢初的時候，對待游俠比較寬松，后來因為游俠不斷的觸犯律法并威脅到國家統治，官府也對游俠開展了打擊，許多的游俠都被處死（包括郭解的父親）。

西漢，男性比女性的地位高，大家族的族長一般都由輩分高且年紀較大的男性擔任，可以懲罰家族成員。

女性比后世的地位要高一些，貴族女性可以擁有爵位和封邑、能夠保養男寵等，另外在婚姻中也有較高的地位。

漢朝十分尊敬老人，政府組織的宴會在座次、食物擺放上會更加的照顧老人。在漢代尊重與照料老人稱為了基本的道德準則。

西漢時期，精英階級就注意到了胎教的重要性，讓母親在懷孕的時候多接觸好的事物，避免接觸壞的事物。并且十分重視孝道的教育，西漢的皇帝廟號都包含”孝“字。

由于西漢的開國將領楚人比較多，所以北方的服飾也深受楚風影響，深衣(連體衣)十分的流行。

女士深衣增加了飄帶，有”燕尾式”的裝飾。

男子穿深衣的時間并不長，更多的穿直裾（又稱為???），但是由于當時的褲子沒有褲襠，只是將褲管綁在腿上，所以直裾并不作為禮服在正式場合出現。

西漢時期，平民一日兩餐，主食有豆類和谷類做成的飯。副食有豆類、蔬菜、肉類。豆類中重要的是豉（豆類做的醬）。蔬菜有葵、芹、芋、韭、蔥、筍、蘿卜等。肉類來源于六畜（馬、牛、羊、豬、狗、雞）和野味，不過因為馬比較貴重，牛是生產資料（官府也有禁殺令），雞要下蛋（招待客人和長輩的時候會吃），所以常吃的還是豬、狗以及野味。常見的烹飪手法有，羹、炙（烤肉）、炮（類似于叫花雞，烤用泥土包裹住帶毛的肉）、汆、炸、膾（生肉）、脯（曬干的咸肉）、臘（將肉烤后風干）、肉醬等。

來自國博君公眾號《國博觀展記?|?漢代的烤肉、唐朝的面食……“舌尖上的中國”，還能這樣品嘗》的青銅燒烤架

西漢時期，平民的典型住宅是“一堂二室”（一個堂屋，兩個臥室）。大多數采用木架結構，以夯土為墻壁，少數采用承重墻結構。另外，磚瓦的使用十分普遍。

西漢，平民出行喜歡輕車肥馬。

在出行住宿上，平民可以在逆旅（一般為私人設置的旅舍）。官吏可以在亭（十里設置一亭）中休息，傳遞公文依靠驛站（三十里設置一驛）。

西漢時期，名義上維持著一夫一妻制，但是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制都有實行，例如皇帝有多個后妃，《后漢書》曾記載“三男娶一妻…..”。結婚有五個必經過程：1.家長和本人決定 2.聯系媒人說媒3.xxx辨明兇吉4.男方向女方交聘禮5.迎親。這個時候的婚姻有這樣的特點，較后世女子的地位較高、落后的習俗仍存在（除了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外，還有姐妹共侍一夫、重親、親輩間的婚姻）、貞潔觀念淡薄。

漢代喪葬禮節有：人死后沐浴，將玉石珠貝放入口中（稱為飯含）；發喪，通知相關人員奔喪；停尸數日（皇帝停尸在七天到十八天之間，普通人會更短）；埋葬。棺槨會根據社會等級選擇大小。但是一般的平民顧及不到這些繁文縟節，能做到這些禮節的是地主階級以上了。

貴族更是特別的重視喪葬，當時視死如視生的思想，使得的厚葬之風盛行，這也導致了大量的社會財富被浪費，遭到了部分學者的痛斥。皇帝會修建十分豪華的帝王陵園，用數以萬計的黃腸木將棺槨圍住，避免受潮和損害，被稱為黃腸題湊。另外，還用金縷玉衣等玉器為死者陪葬，表現死者地位的尊貴和防止尸體腐爛。

西漢君王世系

展開[a]

史學界在計算西漢建立時間時，是從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嬰投降開始計算，但是實際上劉邦是在公元前202年登基，這是為了保證王朝的連續性做出的舉措。

[b]

漢書中為十二位皇帝立本紀

[c]

西漢的都城長安在東漢都城洛陽的西邊。

[d]

這個現今指的是《中國經濟通史》秦漢卷引用的1980年發行的《中國東部晚更新世以來海平面升降與氣候的變化關系》（王靖泰等）和《根據孢粉分析推論地區1萬多年來的氣候變遷》（王開發等）

[e]

黃河是西漢初期變黃的

[f]

史記《陳涉世家》中“發閭左至漁陽”，閭左指的是貧苦的百姓

[g]

見【歷史】-【翦除異姓王】板塊

[h]

十三個州分別為冀州、幽州、并州、兗州、徐州、青州、揚州、荊州、豫州、益州、涼州、交趾、朔方。

[i]

芻稿稅是指對牧草、禾桿的稅收，芻稿稅一般和田租同時出現，所以以土地稅這一大類說明

[j]

漢書》卷九十六上：“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二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

[k]

綠肥指的是雜草之類的植物肥料，糞肥是人或動物的糞便

[l]

民營手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也被合稱為私營手工業，但是在這里由于三者的意義不同，所以進行了細分

[m]

《七盤舞》因在地上排放若干個盤子而得名，不一定是七個盤子

[n]

秦國王翦曾以超距投石來訓練軍隊

[o]

孔子有舉城門的能力

[p]

另外的內容在“婚姻”部分

展開[1]徐俊. 《中國古代王朝和政權探源》. 第1版. 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0-11: 60-62. 978-7-5622-2277-0. (4)

[2]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245-248. 978-7-208-04226-8. (5)

[3]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43-246. (5)

[4]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59-270. (8)

[5]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75-281. (8)

[6]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43-246. (2)

[7]錢穆.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2: 10-14. 978-7-5108-1267-5. (6)

[8]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10-316. 978-7-208-04226-8. (8)

[9]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77. 978-7-80180-610-7. (2)

[10]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20-524. 978-7-208-04226-8. (6)

[11]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217-221. 978-7-80180-610-7. (6)

[12]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226-230. 978-7-80180-610-7. (6)

[13]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63. 978-7-80180-610-7. (2)

[14]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47-548. 978-7-208-04226-8. (3)

[15]李樹軍. 漢代文字整理與經學研究[J]. 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01-01, 42(2): 123-127. [2023-05-01].

[16]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53. 978-7-208-04226-8. (2)

[17]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1-25.

[18]白壽彝. 《中國通史 6第5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1092-1093. (3)

[19]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41. 978-7-208-04226-8. (2)

[20]木芹. 《兩漢民族關系史》. 云南大學出版社, 2016: 91-97. 978-7-5482-4854-8. (7)

[21]錢穆.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2: 38-39. 978-7-5108-1267-5. (3)

[22]黃仁宇. 《中國大歷史》.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11: 44-45. 978-7--5108-1226-2.

[23]陸威儀（美），著, 卜正民（美），主編. 《哈佛中國史》秦漢卷. 王興亮，譯. 第1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團, 2016-10: 6. 978-7-5086-6484-6. (2)

[24]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4-5. 978-7-80180-610-7. (3)

[25]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2. 978-7-80180-610-7. (2)

[26]竺可楨. 《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考古學報》, 1972年

[27]陸威儀（美），著, 卜正民（美），主編. 《哈佛中國史》秦漢卷. 王興亮，譯. 第1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團, 2016-10: 7. 978-7-5086-6484-6. (2)

[28]陸威儀（美），著, 卜正民（美），主編. 《哈佛中國史》秦漢卷. 王興亮，譯. 第1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團, 2016-10: 9. 978-7-5086-6484-6. (2)

[29]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7. 978-7-80180-610-7. (2)

[30]陸威儀（美），著, 卜正民（美），主編. 《哈佛中國史》秦漢卷. 王興亮，譯. 第1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團, 2016-10: 7-8. 978-7-5086-6484-6. (3)

[31]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7-8. 978-7-80180-610-7. (3)

[32]陸威儀（美），著, 卜正民（美），主編. 《哈佛中國史》秦漢卷. 王興亮，譯. 第1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團, 2016-10: 9-11. 978-7-5086-6484-6. (3)

[33]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82-187. 978-7-208-04226-8. (7)

[34]《陳涉世家》. // 《史記》. 西漢: 卷四十八 .

[35]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90-193. 978-7-208-04226-8. (5)

[36]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96-200. 978-7-208-04226-8. (6)

[37]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201-203. 978-7-208-04226-8. (4)

[38]《項羽本紀》. // 《史記》. 西漢: 史記卷七.

[39]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228-234. 978-7-208-04226-8. (8)

[40]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235-239. 978-7-208-04226-8. (6)

[41]淮陰侯列傳. // 《史記》. 西漢: 史記卷九十二 .

[42]《高祖本紀》. // 《史記》. 西漢: 史記卷八.

[43]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36-238. (3)

[44]《魏豹彭越列傳》. // 《史記》. 西漢: 史記卷九十.

[45]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273-274. 978-7-208-04226-8. (3)

[46]《呂太后本紀》. // 《史記》. 西漢: 史記卷九 .

[47]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266-272. 978-7-208-04226-8. (7)

[48]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279-282. 978-7-208-04226-8. (5)

[49]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52-258. (6)

[50]《孝武本紀》. // 《史記》. 西漢: 史記卷十二 .

[51]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71-275. (6)

[52]《武帝紀》. // 《漢書》. 東漢: 漢書卷六.

[53]《 昭帝紀》. // 《漢書》. 東漢: 漢書卷七.

[54]《宣帝紀》. // 《漢書》. 東漢: 漢書卷八.

[55]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64-570. 978-7-208-04226-8. (8)

[56]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71-578. 978-7-208-04226-8. (9)

[57]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79-584. 978-7-208-04226-8. (7)

[58]《平帝紀 》. // 《漢書》. 東漢: 漢書卷十二 .

[59]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610-614. 978-7-208-04226-8. (6)

[60]李大龍. 《漢代中國邊疆史》. 哈爾濱: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12: 3-8. 978-7-5316-6807-7. (7)

[61]班固. 《漢書·地理志》. 東漢: 卷二十八.

[62]李懷孔. 《中國古代行政制度史》.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6-02: 184-185. 978-7-309-04848-2. (3)

[63]李懷孔. 《中國古代行政制度史》.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6-02: 194. 978-7-309-04848-2. (2)

[64]錢穆.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5-16. 978-7-5108-1267-5. (3)

[65]李懷孔. 《中國古代行政制度史》.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6-02: 186-187. 978-7-309-04848-2. (2)

[66]李懷孔. 《中國古代行政制度史》.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6-02: 195-196. 978-7-309-04848-2. (3)

[67]周振鶴、李曉杰、張莉，著.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5: 118. 978-7-309-11161-3. (2)

[68]李懷孔. 《中國古代行政制度史》.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6-02: 194-195. 978-7-309-04848-2. (3)

[69]李大龍. 《漢代中國邊疆史》. 哈爾濱: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12: 46-50. 978-7-5316-6807-7. (6)

[70]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574-575. (3)

[71]秦漢鄉里社會演變與國家治理的歷史考察.《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 [2023-04-17].

[72]葛劍雄. 《中國人口史》.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2-12: 315. 978-7-309-03520-8. (2)

[73]葛劍雄. 《中國人口史》.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2-12: 362. 978-7-309-03520-8. (2)

[74]葛劍雄. 《中國人口史》.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2-12: 327-328. 978-7-309-03520-8. (3)

[75]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88-90. 978-7-80180-610-7. (4)

[76]葛劍雄. 《西漢人口地理》. 第1版.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4-08: 121. 978-7-100-09201-2. (6)

[77]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92-96. 978-7-80180-610-7. (6)

[78]陳蔚松. 《漢代考選制度》. 武漢: 湖北辭書出版社, 2002-04: 目錄. 978-7-5403-0511-8. (3)

[79]陳蔚松. 《漢代考選制度》. 武漢: 湖北辭書出版社, 2002-04: 8. 978-7-5403-0511-8. (2)

[80]陳蔚松. 《漢代考選制度》. 武漢: 湖北辭書出版社, 2002-04: 52. 978-7-5403-0511-8. (2)

[81]陳蔚松. 《漢代考選制度》. 武漢: 湖北辭書出版社, 2002-04: 28. 978-7-5403-0511-8. (2)

[82]陳蔚松. 《漢代考選制度》. 武漢: 湖北辭書出版社, 2002-04: 34. 978-7-5403-0511-8. (2)

[83]陳蔚松. 《漢代考選制度》. 武漢: 湖北辭書出版社, 2002-04: 42. 978-7-5403-0511-8. (2)

[84]陳蔚松. 《漢代考選制度》. 武漢: 湖北辭書出版社, 2002-04: 43. 978-7-5403-0511-8. (2)

[85]陳蔚松. 《漢代考選制度》. 武漢: 湖北辭書出版社, 2002-04: 48. 978-7-5403-0511-8. (2)

[86]陳蔚松. 《漢代考選制度》. 武漢: 湖北辭書出版社, 2002-04: 8-10. 978-7-5403-0511-8. (4)

[87]陳蔚松. 《漢代考選制度》. 武漢: 湖北辭書出版社, 2002-04: 52-53. 978-7-5403-0511-8. (3)

[88]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18-319. 978-7-208-04226-8. (2)

[89]楊際平. 《中國財政通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130-131. 978-7-5438-9538-6. (3)

[90]楊際平. 《中國財政通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151. 978-7-5438-9538-6. (2)

[91]楊際平. 《中國財政通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179. 978-7-5438-9538-6. (2)

[92]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53-356. 978-7-208-04226-8.

[93]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62-263.

[94]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468-474. 978-7-80180-610-7. (4)

[95]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477-484. 978-7-80180-610-7. (7)

[96]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484. 978-7-80180-610-7. (2)

[97]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484-498. 978-7-80180-610-7. (9)

[98]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64.

[99]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517-525. 978-7-80180-610-7. (9)

[100]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525. 978-7-80180-610-7. (2)

[101]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451-458. 978-7-80180-610-7. (9)

[102]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433-439. 978-7-80180-610-7. (8)

[103]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440-442. 978-7-80180-610-7. (4)

[104]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443. 978-7-80180-610-7. (2)

[105]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27-333. 978-7-208-04226-8. (8)

[106]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33-340. 978-7-208-04226-8. (8)

[107]胡世慶. 《中國文化通史》. 浙江大學出版社, 1996-08: 216-217. 978-7-308-01807-5. (4)

[108]錢穆.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2: 27. 978-7-5108-1267-5. (2)

[109]錢穆.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2: 28-30. 978-7-5108-1267-5. (4)

[110]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284-289. 978-7-208-04226-8. (7)

[111]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75. 978-7-208-04226-8. (2)

[112]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78-379. 978-7-208-04226-8. (3)

[113]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79-380. 978-7-208-04226-8. (2)

[114]木芹. 《兩漢民族關系史》. 云南大學出版社, 2016: 82. 978-7-5482-4854-8. (2)

[115]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80. 978-7-208-04226-8. (2)

[116]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81. 978-7-208-04226-8. (2)

[117]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81. 978-7-208-04226-8. (2)

[118]木芹. 《兩漢民族關系史》. 云南大學出版社, 2016: 84-87. 978-7-5482-4854-8. (5)

[119]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84-386. 978-7-208-04226-8. (3)

[120]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86-387. 978-7-208-04226-8. (3)

[121]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445. 978-7-208-04226-8. (2)

[122]木芹. 《兩漢民族關系史》. 云南大學出版社, 2016: 30-35. 978-7-5482-4854-8. (7)

[123]石云濤. 《絲綢之路的起源》. 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4-12: 169-172. 978-7-311-04662-0. (6)

[124]石云濤. 《絲綢之路的起源》. 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4-12: 172-178. 978-7-311-04662-0. (7)

[125]木芹. 《兩漢民族關系史》. 云南大學出版社, 2016: 27-30. 978-7-5482-4854-8. (5)

[126]木芹. 《兩漢民族關系史》. 云南大學出版社, 2016: 35-38. 978-7-5482-4854-8. (6)

[127]木芹. 《兩漢民族關系史》. 云南大學出版社, 2016: 38-41. 978-7-5482-4854-8. (5)

[128]木芹. 《兩漢民族關系史》. 云南大學出版社, 2016: 42、43、48、49. 978-7-5482-4854-8. (5)

[129]費瑞德、費正清. 《劍橋中國史》秦漢. 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2: 481-484.

[130]胡世慶. 《中國文化通史》. 浙江大學出版社, 1996-08: 932. 978-7-308-01807-5. (2)

[131]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02. 978-7-80180-610-7. (2)

[132]楊際平. 《中國財政通史》秦漢.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131. 978-7-5438-9538-6. (2)

[133]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103. 978-7-80180-610-7. (2)

[134]許倬云. 《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 程農，張鳴，譯. 第1版.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9-03: 91-92. 978-7-214-22608-2. (3)

[135]林浦田. 《中國古代土壤分類和土地利用》. 科學出版社, 1996: 69. (2)

[136]許倬云. 《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 程農，張鳴，譯. 第1版.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9-03: 95-97. 978-7-214-22608-2. (4)

[137]王云森. 《中國古代土壤科學》. 科學出版社, 1980: 62. (2)

[138]王云森. 《中國古代土壤科學》. 科學出版社, 1980: 73-74. (3)

[139]許倬云. 《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 程農，張鳴，譯. 第1版.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9-03: 121、123. 978-7-214-22608-2. (3)

[140]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103. 978-7-80180-610-7. (7)

[141]許倬云. 《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 程農，張鳴，譯. 第1版.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9-03: 108-110. 978-7-214-22608-2. (4)

[142]許倬云. 《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 程農，張鳴，譯. 第1版.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9-03: 85-89. 978-7-214-22608-2.

[143]復旦大學. 《中國古代經濟簡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10: 66-67. 4074-494.

[144]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111-115. 978-7-80180-610-7. (3)

[145]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112. 978-7-80180-610-7. (2)

[146]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124-126. 978-7-80180-610-7. (4)

[147]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213-217. 978-7-80180-610-7. (6)

[148]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221-226. 978-7-80180-610-7. (7)

[149]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目錄3. 978-7-80180-610-7. (2)

[150]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24-529. 978-7-208-04226-8. (7)

[151]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525-527. 978-7-80180-610-7. (4)

[152]蔡鋒. 《中國手工業通史》秦漢.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05: 392. 978-7-211-04914-6. (2)

[153]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455-457. (3)

[154]宋治民. 《漢代手工業》. 成都: 巴蜀書社, 1992: 111. 978-7-80523-450-7. (2)

[155]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25-527. 978-7-208-04226-8. (4)

[156]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66-367. 978-7-80180-610-7. (3)

[157]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28-529. 978-7-208-04226-8. (3)

[158]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293. 978-7-80180-610-7. (2)

[159]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34. 978-7-208-04226-8. (2)

[160]蔡鋒. 《中國手工業通史》秦漢.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05: 566. 978-7-211-04914-6. (2)

[161]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29. 978-7-208-04226-8. (2)

[162]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295. 978-7-80180-610-7. (2)

[163]宋治民. 《漢代手工業》. 成都: 巴蜀書社, 1992: 118. 978-7-80523-450-7. (2)

[164]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293-294. 978-7-80180-610-7. (3)

[165]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295-297. 978-7-80180-610-7. (4)

[166]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33. 978-7-208-04226-8. (2)

[167]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30-533. 978-7-208-04226-8. (5)

[168]馬王堆一號漢墓素紗襌衣研究與復織.三亞市博物館. [2023-05-29].

[169]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33. 978-7-208-04226-8. (2)

[170]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298-299. 978-7-80180-610-7. (2)

[171]宋治民. 《漢代手工業》. 成都: 巴蜀書社, 1992: 562-564. 978-7-80523-450-7. (4)

[172]蔡鋒. 《中國手工業通史》秦漢.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05: 566-567. 978-7-211-04914-6. (3)

[173]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34. 978-7-208-04226-8. (2)

[174]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04. 978-7-80180-610-7. (2)

[175]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04. 978-7-80180-610-7. (2)

[176]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03. 978-7-80180-610-7. (2)

[177]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66-367. 978-7-80180-610-7. (2)

[178]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36. 978-7-208-04226-8. (2)

[179]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05. 978-7-80180-610-7. (2)

[180]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36. 978-7-208-04226-8. (2)

[181]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08-309. 978-7-80180-610-7. (3)

[182]蔡鋒. 《中國手工業通史》秦漢.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05: 578. 978-7-211-04914-6. (2)

[183]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12-315. 978-7-80180-610-7. (5)

[184]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40. 978-7-208-04226-8. (2)

[185]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19. 978-7-80180-610-7. (2)

[186]雷虹霽. 《秦漢歷史地理與文化分區研究》. xxx版.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7-09: 33-79. 978-7-81108-313-2.

[187]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30. 978-7-80180-610-7. (2)

[188]蔡鋒. 《中國手工業通史》秦漢.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05: 543-544. 978-7-211-04914-6.

[189]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30-333. 978-7-80180-610-7. (5)

[190]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36-339. 978-7-80180-610-7. (5)

[191]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37-538. 978-7-208-04226-8. (3)

[192]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40-343. 978-7-80180-610-7. (5)

[193]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39-540. 978-7-208-04226-8. (3)

[194]雷虹霽. 《秦漢歷史地理與文化分區研究》. xxx版.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7-09: 77. 978-7-81108-313-2. (2)

[195]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48-349. 978-7-80180-610-7. (3)

[196]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46. 978-7-80180-610-7. (2)

[197]林甘泉.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 第2版.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7-01: 350-351. 978-7-80180-610-7.

[198]費瑞德、費正清，編. 《劍橋中國史》秦漢卷. 楊品泉、張書生、陳高華、謝亮生、一山、索介然、胡志宏，譯.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 1992: 序言7.

[199]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50. 978-7-208-04226-8. (2)

[200]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43-545. 978-7-208-04226-8. (4)

[201]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57-358. 978-7-208-04226-8. (4)

[202]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552-554. 978-7-208-04226-8. (4)

[203]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530-535. (7)

[204]石云濤. 《絲綢之路的起源》. 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4-12: 前言1-7. 978-7-311-04662-0. (8)

[205]石云濤. 《絲綢之路的起源》. 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4-12: 前言4-5. 978-7-311-04662-0. (3)

[206]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329. (2)

[207]石云濤. 《絲綢之路的起源》. 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4-12: 243-245. 978-7-311-04662-0. (4)

[208]石云濤. 《絲綢之路的起源》. 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4-12: 255. 978-7-311-04662-0. (2)

[209]石云濤. 《絲綢之路的起源》. 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4-12: 183-205. 978-7-311-04662-0. (8)

[210]石云濤. 《絲綢之路的起源》. 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4-12: 229-230. 978-7-311-04662-0. (3)

[211]白壽彝. 《中國通史 5 第4卷 中古時代 秦漢時期 上》.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1-4. (5)

[212]魯迅. 《漢文學史綱要》. 2008: 44.

[213]劉向.故宮博物院. [2023-04-19].

[214]北京日報. 古籍里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戰國策》.新浪新聞. [2023-04-04].

[215]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38-1041. 978-7-208-04226-8. (5)

[216]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46. 978-7-208-04226-8. (2)

[217]胡世慶. 《中國文化通史》. 浙江大學出版社, 1996-08: 775-777. 978-7-308-01807-5. (4)

[218]胡世慶. 《中國文化通史》. 浙江大學出版社, 1996-08: 722-723. 978-7-308-01807-5. (3)

[219]胡世慶. 《中國文化通史》. 浙江大學出版社, 1996-08: 784. 978-7-308-01807-5. (2)

[220]胡世慶. 《中國文化通史》. 浙江大學出版社, 1996-08: 753. 978-7-308-01807-5. (2)

[221]胡世慶. 《中國文化通史》. 浙江大學出版社, 1996-08: 765-767. 978-7-308-01807-5. (4)

[222]胡世慶. 《中國文化通史》. 浙江大學出版社, 1996-08: 369-376. 978-7-308-01807-5.

[223]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26-1027. 978-7-208-04226-8. (3)

[224]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27. 978-7-208-04226-8. (2)

[225]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28. 978-7-208-04226-8. (2)

[226]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29-1030. 978-7-208-04226-8. (3)

[227]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31. 978-7-208-04226-8. (2)

[228]翟同祖. 《漢代社會結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66-169. 978-7-208-06910-7. (5)

[229]翟同祖. 《漢代社會結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70-171. 978-7-208-06910-7. (3)

[230]翟同祖. 《漢代社會結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72-177. 978-7-208-06910-7. (7)

[231]翟同祖. 《漢代社會結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77-179. 978-7-208-06910-7. (4)

[232]翟同祖. 《漢代社會結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82-183. 978-7-208-06910-7. (3)

[233]翟同祖. 《漢代社會結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84-188. 978-7-208-06910-7. (6)

[234]翟同祖. 《漢代社會結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88-198. 978-7-208-06910-7. (9)

[235]陸威儀（美），著, 卜正民（美），主編. 《哈佛中國史》秦漢卷. 王興亮，譯. 第1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團, 2016-10: 174. 978-7-5086-6484-6. (2)

[236]陸威儀（美），著, 卜正民（美），主編. 《哈佛中國史》秦漢卷. 王興亮，譯. 第1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團, 2016-10: 174. 978-7-5086-6484-6. (2)

[237]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09. 978-7-208-04226-8. (2)

[238]王子今. 《新編中國史》秦漢.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0: 418. 978-7-5086-7003-4. (2)

[239]陸威儀（美），著, 卜正民（美），主編. 《哈佛中國史》秦漢卷. 王興亮，譯. 第1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團, 2016-10: 176-177. 978-7-5086-6484-6. (3)

[240]陸威儀（美），著, 卜正民（美），主編. 《哈佛中國史》秦漢卷. 王興亮，譯. 第1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團, 2016-10: 168. 978-7-5086-6484-6. (2)

[241]王子今. 《新編中國史》秦漢.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0: 332. 978-7-5086-7003-4. (2)

[242]胡世慶. 《中國文化通史》. 浙江大學出版社, 1996-08: 291-292. 978-7-308-01807-5. (3)

[243]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969-978. 978-7-208-04226-8. (9)

[244]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992-993. 978-7-208-04226-8. (3)

[245]王子今. 《新編中國史》秦漢.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0: 339-341. 978-7-5086-7003-4. (4)

[246]王子今. 《新編中國史》秦漢.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0: 344. 978-7-5086-7003-4. (2)

[247]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04. 978-7-208-04226-8. (2)

[248]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06-1009. 978-7-208-04226-8. (5)

[249]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10-1011. 978-7-208-04226-8. (3)

[250]林劍鳴. 《林劍鳴秦漢史》. 第1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1010-1013. 978-7-208-04226-8.

[251]班固. 《漢書》. 東漢: 本紀.

[252]費瑞德、費正清. 《劍橋中國史》秦漢. 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2: 8. (2)

[253]欒桂峰. 《中華要史》表錄. 沈陽出版社, 2003: 17. 978-7-5441-2263-8. (2)